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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是充分肯定了汉高祖的历史功业。
对于吕后统治时期，司马迁在作总结性评价时，没有涉及吕后及诸吕的种种劣迹，而是着眼于当时的社会生产秩序来作评论，他写道：“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
刑罚罕用，罪人是希。
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207]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对于惠帝、吕后事功的评价吧。
司马迁对汉文帝的评论是意味深长的，他引用孔子的话加以发挥说：“孔子言‘必世然后仁。
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
诚哉是言！
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
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
呜呼，岂不仁哉！”
[208]他又说：“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
[209]所谓“德至盛”
、“施大德”
，这是对汉文帝的“德”
给予了崇高的评价。
在这个评价中，也暗含着对汉武帝大行封禅的批评。
而司马迁对汉景帝本人，几乎没有作任何直接的评论。
由此可见，司马迁在评价本朝君主时，在历史认识上是严肃的，在评价方法上是有分寸的，堪称史家评价君主的典范。
这可以从班固、虞世南的相关评论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帝王略论》这样评论班固对成、康与文、景的评价：
公子曰：班固云“周云成、康，汉称文、景”
，斯言当乎？
先生曰：成、康承文、武遗迹，以周、召为相，化笃厚之氓，因积仁德，疾风偃草，未足为喻。
至如汉祖开基，日不暇给，亡赢之弊犹有存者，凿颠抽胁尚行于世。
太宗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昊之淳风，几致刑厝，斯为难矣。
若使不溺新垣之说，无取邓通之梦，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
景帝之拟周康，则尚有惭德。
[210]
班固竭力宣汉，故对文、景评价甚高。
虞世南则不然，他认为汉文帝几乎近于“王道”
，而汉景帝则不能与周康王相比，这跟司马迁的评价是很相近的。
这个比较证明，怎样看待历史人物，史家在认识上的差异和评价上的分寸，是有明显的不同的。
这一方面给后人带来了困惑，另一方面也激发了后人研究的兴味。
史家对君主功与德的一个突出方面进行评价的方法，也包括对失德君主的评价。
《帝王略论》在评价宋孝武帝、宋明帝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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