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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在理论上的贡献，可惜的是，他没有像探讨史例、史笔那样，充分对史识展开阐述，以致章学诚才可以自信地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
南宋思想家、史学批评家叶适在他的读书札记《习学记言序目》中，有许多关于“史法”
的议论，并对《春秋》、《左传》、《史记》以下，至两《唐书》、《五代史》，均有所评论。
叶适反复论说，董狐书赵盾弑君事，齐太史书崔杼弑君事，是孔子作《春秋》前的“当时史法”
，或称“旧史法”
，但孔子也有所发展。
他认为：
古者载事之史，皆名“春秋”
；载事必有书法，有书法必有是非。
以功罪为赏罚者，人主也；以善恶为是非者，史官也。
二者未尝不并行，其来久矣。
史有书法而未至乎道，书法有是非而不尽乎义，故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统纪，存旧章，录世变也。
[32]
他根据这个认识，提出跟孟子不同的见解，认为“《春秋》者，实孔子之事，非天子之事也”
。
叶适的这个见解趋于平实，不像儒家后学或经学家们赋予《春秋》那么崇高而又沉重的神圣性。
叶适“史法”
论的另一个要点，是批评司马迁著《史记》而破坏了“古之史法”
，并殃及后代史家。
通观他对司马迁的批评，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司马迁述五帝、三代事“勇不自制”
，“史法遂大变”
。
第二，司马迁“不知古人之治，未尝崇长不义之人”
，故其记项羽“以畏异之意加嗟惜之辞，史法散矣”
[33]。
第三，司马迁“述高祖神怪相术，太烦而妄，岂以起闾巷为天子必当有异耶”
，这是“史笔之未精”
；《隋书》述杨坚“始生时‘头上角出，遍体鳞起’”
，足见“史法之坏始于司马迁，甚矣”
[34]。
第四，以往《诗》、《书》之作都有叙，为的是“系事纪变，明取去也”
，至司马迁著《史记》，“变古法，惟序己意”
，而班固效之，“浅近重复”
，“其后史官则又甚矣”
，可见“非复古史法不可也”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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