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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上世史因事以著其人”
，而司马迁“变史”
，“各因其人以著其事”
[36]。
叶适的“史法”
论及其所展开的史学批评，可以说是是非得失两存之。
他论《春秋》存古之史法，大抵是对的。
他批评司马迁破坏古之史法，主张“非复古史法不可”
，显然是不足取的。
但叶适指出史书述天予往往有异相，实未可取，还是对的。
叶适的“史法”
论，涉及史学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是史家的史笔或曰书法，二是史书的内容之真伪，三是史书的体裁，四是史家褒贬的尺度，五是史家是否应有独立的见解。
叶适在史学批评之理论上的贡献，是他对“史法”
这个范畴给予突出的重视，并作了比较充分的阐述。
在这个问题上，叶适从刘知幾到章学诚之间架设了理论上的桥梁。
叶适评史，也讲史义或史意。
他说，“史家立义，必守向上关捩，庶几有补于世论”
[37]。
这是主张史家当立意高远，有补于世。
他还认为，“品第人材以示劝戒，古人之本意，史氏之常职也”
，而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失本意矣”
[38]。
他批评司马迁“别立新意”
而成《史记》，是“书完而义鲜”
[39]。
显然，叶适论史意，也是得失两存，但失多得少，与章学诚相去甚远。
章学诚重视史意的思想，贯穿于《文史通义》全书之中，然也有比较集中的论述。
他在《言公上》中说：
夫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自谓窃取其义焉耳。”
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
……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
他在《申郑》中进而指出：“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
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
由此可以看出，章学诚所说的“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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