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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很简单，就是章太炎此后很长时间发表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朝廷出主意想办法，并非立意推翻清政府。
而且，章太炎只能拥有这样的政治理念，才会与《时务报》负责人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的思想一致，《时务报》也才能接受这个撰述人。
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章太炎在稍后发表的《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中，对国内政治发展提出许多自己的看法。
简单地说，就是建议清政府利用战后有利时机，激活读书人对国家、对政治的热情，重建传统中国讲学风气，组织起来，弘扬传统儒家六艺之学四术之教，缩短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政府无论如何不要像传统政治那样反对读书人结社讲学，治以党锢，株连钩考，这样做的结果并不能阻止读书人追求进步，反而将他们推向了反对阵营。
政府的正确选择应该是因势利导，提供方便，宜有以纠之、合之、礼之、养之、宣之、布之，使比于宾萌，上说下教，以昌吾学，以强吾类；读书人的正确选择应该是不畏强暴，顶住压力，合耦同志，以建学会，朝夕讲贯，虽摩顶放踵说不敢辞。
果真如此，上下一心，举国一致，中国的面貌必将大为改观，中国必将进入一个新时代。
这篇文章的主旨，最简单地说也就是章太炎的一句话，“以革政挽革命”
，用清廷的主动变革去阻止孙文或其他什么人的革命活动。
这大约也就是章太炎后来自嘲的“与尊清者游”
。
1897年早春，应该说章太炎与尊清者粱启超、汪康年等人有着良好的互动，有着相同或比较接近的政治理念，但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章太炎是一个有着良好学术训练的人，他的知识、他的习惯使他不能轻易认同别人的看法，尤其是在他擅长的中国学术领域。
在政治领域，章太炎此时还提不出更多的新见解，但在学术上，他毕竟有先前十几年的积淀，所以当康门弟子竭力鼓吹康有为为南海圣人、为教主、为教皇、为中国新希望的时候，章太炎内心深处的无名火实在按捺不住了。
而且，从康有为方面说，康有为确实在那时刻意营造圣人的形象，以为更名为长素，就能像孔子那样为素王；以为赐名弟子为“超回”
，为“轶赐”
，那些弟子就真的能像颜回、子贡拱卫孔子那样拱卫康有为。
对孔子、儒学史谙熟于心的章太炎对于康门这些做派大约真的忍无可忍了。
再加上他那时热恋杯中物，几杯老酒下肚，更不知深浅，肆意批评康有为为教匪，什么十年必有符命，必成大业云云，不过是痴人说梦，胡说八道。
真圣人是不怕别人辩论和批评的，假圣人当然就不一样了。
章太炎虽然曾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同路，认同变法、认同维新，但章太炎公开的非议，背后的攻击，似乎也很快激怒了康门弟子。
利益使然，他们对章太炎的狂妄非常愤怒，以为如果镇不住章太炎，必然会损及康门利益，于是一场冲突不可避免。
1897年4月14日，康门弟子纠集在一起来到《时务报》馆找章太炎寻衅闹事，在一片混乱的争吵中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康门弟子梁作霖等先动手殴打章太炎和他的追随者麦仲华，而脾气本来就横的章太炎当然不会示弱，擒贼先擒王，顺势给了梁启超一个大巴掌。
有伤斯文的肢体冲突发生后，章太炎的酒也醒了，想想也是，康有为和他的门人尽管吹得有点过了，但那毕竟只是人家自己的事，你这样不分深浅地在人前人后胡说八道，不也是故意找难堪吗？事后的章太炎对打架骂人禀受道歉，似乎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对，但是很显然，在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里肯定没有办法待下去了，无论他的亲戚汪康年怎样劝说，章太炎就是一根筋，一句话：兄弟不愿在这里伺候了。
4月28日，章太炎离开了《时务报》，离开了上海，回到自己的地盘杭州去了。
加盟《时务报》的时间，前后不过三个月，文章也就发表了两篇，不过经验却是增加不少，人脉关系也有不同寻常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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