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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禁锢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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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迅速征服了西方世界，有些人常常以此来佐证基督教的教义必定有着天赋的神性。
我无意对此争辩，只是想指出，早期的传教士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固然与他们的教义本身具有真知灼见有关系，但也与当时罗马人恶劣的生活环境大有关联。
在此之前，我已经向你们介绍了罗马社会的一个侧面，这个国家的许多士兵、政治家、富商、科学家，他们幸运地生活在拉特兰山的山坡上，或坎帕尼亚山峰峡谷里，或那不勒斯的海岸，接受文明的熏陶，享受人间的愉悦与闲适。
但是，这只是罗马的一个侧面。
在城郊多如牛毛的贫民窟里，那种能使诗人欢呼太平盛世、能激发演说家把屋大维[1]比做丘比特的繁荣盛况，却是很少见的。
那里只有一排排密密麻麻、死气沉沉、臭气熏天的出租屋，里面是拥挤的无数贫民，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是永无止境的饥饿、辛劳和痛苦。
他们开始相信一个木匠的故事，这个淳朴的木匠住在大海彼岸的小村庄里，用自己辛勤的双手换取食物，他因怜爱劳苦大众而被嗜血成性、贪得无厌的敌人杀害了。
的确，贫苦的罗马人全都久闻密特拉、伊西斯和艾斯塔蒂的大名，但是这些神早在千百年前都死了，他们只能道听途说，而了解这些神的人也早已死了千百年了。
可是，拿撒勒的约书亚[2]，即基督耶稣，也就是希腊传教士口中的救世主，不久前还活在世上。
当时的很多活着的人都知道他，在台比流斯皇帝当政时期，谁要是偶尔去过叙利亚南部，也许还听到过他的布道。
当然还有其他人，比如街角的面包师和邻街的水果贩都曾在阿皮恩大道旁边的阴暗的小花园里，和一个叫彼得的人交谈过，这个彼得是来自迦百农村的渔夫，耶稣先知被罗马总督的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可怕的下午，他就在各各他山[3]的附近。
我们要理解人们突然热衷于新信仰的原因，就必须记住这些。
正是这种深厚的人文关怀，这种通过亲密接触而产生的亲切的感情，使基督教在众多信仰中脱颖而出。
基督教的爱表达了各国深受压迫、丧失权利的人们的呼声，因而传遍了四面八方。
基督的话是否与后人所用的词汇一致倒是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奴隶们听得到，也能够理解。
在美好未来的许诺前，他们颤抖着，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希望的光芒。
终于有人说要给他们自由了。
他们不再是卑微下贱的人了，不再是世俗权贵的眼中钉了。
相反，他们现在成了上帝的宠儿。
他们要继承世界的一切。
他们还将分享那些深居在萨摩斯岛[4]别墅里的许多不可一世的达官贵人一直独霸的欢乐新信仰。
某督教是使普通人得到均等机会的第一个实实在在的宗教。
当然，我并不想把基督教说成是灵魂的感受——一种生活和思考的方式——我是想说明，在腐朽的奴隶制世界里，这种教义散布开来，点燃人们感情上的熊熊烈火。
但是历史除了个别情况外，是不记述普通人的精神历险的，不管是自由人的还是奴隶的。
当这些谦卑的人被分为民族、行会、教会、军队、兄弟会和同盟，开始服从一个统一的指挥，积累起足够的财富来缴税，被强制入伍为征服其他民族而战时，也只有在这些时候，他们才会受到编年史家的注意和重视。
因此，我们尽管对早期基督教会了解甚多，却对它的真正创始人知道得很少。
这的确是憾事，因为基督教早期的发展在任何史籍里都不失为最有趣的史实。
基督教堂终于在古老帝国的废墟上拔地而起，它是两个对立利益相结合的产物，一个代表友爱慈善理想的高峰，是耶稣亲自教授的，另一个则代表狭隘的地方主义，在它的束缚下，耶稣的信徒们从一开始便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疏远了。
说得通俗一点，这种地方主义使罗马人的效率和朱迪亚人的专横融为一体，结果建立了压抑思想的恐怖统治，这种统治虽然行之有效，却又情理难容。
要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再次回到圣徒保罗的年代，也就是耶稣遇难后的头五十年，我们必须牢记这样一个事实：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内部的变革中产生的，是一场纯民族主义的运动，它从诞生之日起，所威胁的不是别人，正是犹太王国的统治者。
基督在世时，当权的法利赛[5]人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他们自然十分害怕威胁着精神垄断的鼓动宣传，因为这种垄断只是建筑在野蛮武力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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