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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要选择最好的时机,而且还不肯放弃祖宗留下来的传统。
宗教大改革原想在基督徙和上帝之间建立一种完全新型的关系,摈除过去的一切偏见和腐败,可是它完全被追随者们头脑中的中世纪包袱搞得混乱不堪,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很快便发展成为一个与它所深恶痛绝的教廷组织毫无二致的运动。
这便是新教徒起义的悲剧,它无法超越它的多数支持者平庸的才智。
结果,西欧和北欧的人并没有像所期望的那样取得长足的进步。
宗教改革运动未能产生一个所谓一贯正确的人,却贡献了一本书,据说是完美无瑕的。
不是出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当权者,而是涌现了无数个小当权者,每一个都想在自己的范围里充当领袖。
它不是把基督世界分为两部分,一半是占统治地位的,一半是占非统治地位的,或者一半是虔诚的教徒,一半是异端分子。
而是制造出无数个意见分歧的小团体,彼此毫无共同之处,还深恨所有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
宗教改革后,并没有建立起宽容的统治,而是效法早期教会,一旦获得权力,便依靠不计其数的宗教手册、教旨和忏悔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便公然宣战,无情打击不赞同他们社团的官方教义的人。
但是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思想发展中,这是无法避免的。
要形容像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领袖的勇气,只有一个词,说来还相当吓人:胆大包天。
德国边远地区的不毛之地有一所靠近海岸的大学,里面的一位教授是一个朴实的多明我会[6]修道士,他公然烧毁了教皇谕旨,用自己的叛逆思想狠狠敲击了教会的大门。
还有个体弱多病的法国人,他把瑞士的一座小村镇变成了堡垒,完全不把教皇的力量放在眼里。
这些事例展示了人们的刚毅坚韧,堪称超世绝伦,现代世界无一可与之媲美。
这些胆大包天的造反者很快找到了朋友和支持者,只不过这些朋友都抱有个人目的,支持者也只是为了浑水摸鱼捞一把,好在这不是本书探讨的问题。
这些造反者为了自己的良知以性命赌博的时候,并不能卜测出世界将会怎样,也没能预见到北部大部分民族最后会云集到自己的旗帜之下。
但他们一旦卷入自己引起的大漩涡,就不得不随波逐流了。
不久,怎样使自己保持在水面上这个问题就耗去了他们的全部力气。
教皇在千里之外的罗马终于了解到,这场人所不齿的动乱要比多明我会和奥古斯丁修道士之间的争吵严重得多。
它是一个法国牧师的阴谋。
为了赢得众多资助人的欢心,教皇暂时停建了心爱的大教堂[7],开会商讨发动战争。
教皇的训谕和逐出教会的命令飞送到四面八方,帝国的军队开始了行动。
造反的领袖们无路可退,只好背水一战。
伟大的人物在你死我活的冲突中丧失了公允判断的能力,这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
同一个路德曾经疾呼,“烧死异教徒是违背圣灵的”
,可是几年后,他一想起邪恶的德国人和荷兰人竟然倾向于再洗礼教派[8]的思想,就恨得咬牙切齿,似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这个无畏的改革者在开始时还坚持认为,人们不应把自己的逻辑体系强加于上帝,而到了最后却烧死了理论明显比他更高一筹的敌人。
今天的异教徒到了明天就成为所有持异见者的大敌。
加尔文和路德总是谈论新的纪元,那时黑暗之后终归会出现曙光,然而他们在有生之年却一直是中世纪传统的忠实后裔。
在他们眼里,宽容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美德。
他们在没有容身之地的时候,还心甘情愿乞灵于信仰自由的神圣权力,以它作为攻击敌人的论点。
一旦仗打赢了,这个深得信赖的武器便被小心翼翼地放在新教徒的废品仓库的墙角,和其他很多善良的意愿一起被当作不实用的东西扔掉。
它躺在那里,被忽略,被遗忘,直到许多年后才从盛满旧式说教的木简后面被翻找出来,人们捡起它,擦去污迹,又一次走向战场,但是使用它的人的本质已经改变,与十六世纪初期奋战的人截然不同。
不过,新教徒革命也为宽容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倒不是革命本身取得的,这方面的收益的确很小。
但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却间接地促进了各个方面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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