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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使人们熟悉了《圣经》。
教会从未严令禁止人们读《圣经》,但也没有鼓励普通凡人研究这本圣书。
现在每个正直的面包匠和烛台制造师终于可以拥有一本圣书了,可以在工棚里独自研究它,得出自己的结论,完全不必担心在火刑柱上被烧死。
熟悉可以消除人们在面对一无所知的神秘事物时的敬畏和恐惧。
在宗教改革后的两百年里,虔诚的新教徒相信自己从《旧约》中读到的一切,无论是巴兰[9]的驴,还是约拿[10]的鲸鱼。
那些敢于质疑哪怕一个逗号的人(博学的阿伯拉罕·科洛威斯的“带有启发性的”
元音点)知道最好别让他人听到他们怀疑的窃笑。
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仍然害怕宗教法庭,而是因为新教牧师有时会使他们的生活很不愉快,众口纷纭的责难所导致的经济后果即使不是毁灭性的,也会十分严重。
实际上这本圣书是一个由牧民和商人组成的小民族的历史,但是长期不断地研究它却逐渐产生了一些后果,这是路德、加尔文和其他改革者未能预见的。
假如他们预见到了,我肯定他们会和教会一样,讨厌希伯来文和希腊人,小心谨慎地不使《圣经》落入凡世俗人之手。
到头来,越来越多的治学严谨的学生只是把《圣经》当作一本有趣的图书来欣赏,在他们看来,里面的许多描写残忍、贪婪和谋杀的鲜血淋漓令人发指的故事绝不会是在神示下写成的,根据内容的性质判断,那只能是处于半野蛮状态的民族的生活写照。
从这以后,许多人当然不去再把《圣经》看成是唯一的智慧源泉。
自由思考的障碍一旦扫除,被阻塞了近一千年的科学探索潮流便沿着自然形成的渠道奔腾而去,一度中断了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家的成果又从二十个世纪以前丢下的地方重新捡了起来。
其次,从宽容的角度来看,还有一点更为重要。
宗教改革把西欧和北欧从一个权力专制中解脱了出来,这个专制尽管披着宗教组织的外衣,但实际上却是罗马精神专制的不折不扣的翻版。
信仰天主教的读者肯定很难苟同于这些观点,但他们也会对这场运动怀有感激之情,因为它虽说是无法避免的,但对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也有好处。
本来,天主教会这个一度神圣的名字已经沦为贪婪和暴虐的代名词,所以教会才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扫清这些指责。
天主教在这一点上取得了相当辉煌的胜利。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梵蒂冈不再容忍博尔吉亚家族[11]的人了。
诚然,教皇和从前一样,仍然都是意大利人,要改变这种规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就如同古罗马时期受信任的大主教们在选举教皇时要是挑上一个德国人、法国人或其他任何一个外籍人,下层百姓非把城市闹得天翻地覆不可。
新教皇的选举万分慎重,只有最德高望重的人才有希望当选。
新主人由忠诚的耶稣会[12]会士辅佐,一上任便要进行大清洗。
放纵胡为的事情不再有市场了。
修道院的神职人员必须研究(也就是服从)修道院创始人定下的规矩。
在文明城市里,行乞的僧人踪影全无。
大家对宗教改革的不屑一顾态度已经消失,继之而来的是热切向往圣洁有益的生活,做善事,竭力帮助那些无力承担生活重担的不幸的人。
即使如此,教廷还是未能收回已经失去的大片疆土。
按地理概念讲,欧洲北半部人信奉新教,只是在南半部保留了天主教。
不过,如果我们把宗教改革的成果用图画来说明,那么欧洲实际发生的变化就更为清晰。
在中世纪,有一座精神和思想的监狱,它包罗万象、无所不能。
新教徒的起义摧毁了旧的建筑,并用现成的材料建立起自己的监狱。
1517年以后,出现了两座地牢,一座专为天主教徙,另一座是为新教徒。
至少原定的计划是这样的。
可是新教徒没有经受过几百年的迫害和镇压,少了这种训练的优势,便没能建立起对抗反对者的监狱。
大批桀骜不驯的囚徒从窗子、烟囱和地牢的大门逃跑了。
不久,整座监狱已成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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