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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国会可没有时间考虑先例或条约这类不足挂齿的小事。
教士要么宣誓效忠宪法,要么辞职等着饿死。
一些主教和教士接受了这个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命运。
他们把手指交叉在一起,执行了宣誓仪式。
但是,大多数忠诚的教士拒绝发伪誓,便效仿被他们迫害多年的教徒胡格诺派,开始在荒废了的马厩里做弥撒,在猪圈里发圣餐,在乡村的树篱笆后面传教布道,并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他们以前教民的家里进行秘密拜访。
总的来说,他们的境遇比在类似情况下的新教徒的境遇要好得多,因为那时法国的秩序已散乱不堪,对那些违反宪法的敌人,连采取敷衍了事的措施都顾不上。
由于他们似乎觉得不会有上断头台的危险,所以那些杰出的神职人员——人们一般称他们是拒绝宣誓的倔强分子——很快就壮着胆子要求官方承认自己是“可以被容忍的宗派”
,并要求得到特权。
而在过去的三百年里,也正是他们坚决拒绝把这些特权交给自己的同胞加尔文教徒。
这样的情形,对于我们如今处在没有这方面风险的1925年这样的时代来回顾,难免觉着又冷酷又滑稽。
但是官方当时并没有就他们的要求做出明确的决定,因为议会很快就被极端的激进分子完全控制了。
另外,由于法庭的背叛,加上国王陛下愚蠢地与外国结盟,结果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引起了从比利时海岸到地中海海滨的惊恐慌乱,从而导致了自1792年9月2日至7日一系列大规模的屠杀。
从那一刻起,这场革命注定要堕落为一种恐怖统治。
当饥饿的民众开始怀疑他们的领袖正在策划一场大阴谋,要把国家出卖给敌人时,哲学家们试图通过循序渐进的手段取得成功的努力便成了泡影。
紧接着发生的剧变在过去的历史中并不罕见。
在如此巨大的危机之中,处理事务的权力势必落入一群残暴无情的领导者手中。
这种情况,所有认真学习历史的学生都很熟悉。
但是这出戏的主角,竟然是个一本正经的正人君子,一个公民的楷模,一个百分百美德的化身。
这的确出人意料。
等法国开始了解她的新主人的真正本性时,已经太晚了。
那些走上协和广场[3]断头台上的人本可以作证,但他们的警告来得太晚,完全是徒劳的。
迄今,我们都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这几个角度研究革命。
但是只有等历史学家变成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学家变成历史学家时,我们才能真正解释或理解那些在极度痛苦和艰难时期决定国家命运的暗黑力量。
有些人认为,世界是由美好和光明统治的;有些人认为,人类只尊崇一样东西,那就是暴力。
几百年后,我们或许可以在这二者之间做出一个选择。
然而,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在社会学的试验室里,法国革命是所有试验中最伟大的,它是对暴力神圣化的典范。
那些想通过理性来建立一个更具有人性的人类世界的人们,要么寿终正寝,要么被那些在他们的帮助下赢得荣耀的人处死。
随着伏尔泰、狄德罗、杜尔哥、孔多塞这些人退出历史舞台,那些新至善论的无知倡导者,则变成了国家命运的无可争辩的主人。
可是,他们把这项崇高的使命,变成了多么可怕的一场混乱。
在他们(新至善论者)统治的最初阶段,胜利掌握在宗教的敌人手中,出于某些原因,他们憎恨一切基督教的象征。
在教士专权时代,他们曾默默地忍受了很多痛苦,以致看到教士穿的法袍就愤恨不已,闻到薰香味道就脸色惨白,勾起早已忘却的愤怒。
还有些人认为,可以通过数学和化学方式来否认上帝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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