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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孙康宜的性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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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汉学家，孙康宜在运用性别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女性诗学思想方面独树一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她不仅通过编纂《剑桥中国文学史》（CambridgeHistoryofeseLiterature）突出和强调了女性诗人与女性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希望通过考古与重新阐释文本的过程，把女性诗歌从‘边缘’的地位提升（或还原）到文学中的‘主流’地位”
[305]，而且通过大量的研究著作和文章，阐明了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女性抒写群体所特有的诗学思想。
她在这方面出版的主要著述有《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TheLate-Mizu-lung：CrisesofLoveandLoyalism）[306]和《耶鲁·性别与文化》等，论文有《从文学批评里的“经典论”
看明清才女诗歌的经典化》《西方性别理论在汉学研究中的运用与创新》《传统读者阅读情诗的偏见》《何谓“男女双性”
——试论明清文人与女性诗人的关系》《走向“男女双性”
的理想——女诗人在明清文人中的地位》《寡妇诗人的文学“声音”
》《末代才女的乱离诗》等，其中多引中国文论中的言述证明其持论。
另外，其《六朝诗歌概论》对六朝诗歌中涉及女性文学的题材和艺术表现手法的方面也做出了有意味的阐发。
概括来说，孙康宜的女性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孙康宜较为深入地探讨了“文人文化”
与才女诗歌经典化之间的关系。
在《从文学批评里的“经典论”
看明清才女诗歌的经典化》一文中，孙康宜特意将中国明清才女写作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女作家写作做了比较。
她发现，迥异于英国的女性抒写传统，历史上中国男性从不反对女性写作，明清时期更是对女性写作持支持的态度。
这可以从当时各种批评言述中见出：“明清文人为了提拔女诗人采取的有趣策略是再三强调《诗经》中的许多篇章乃女子所作，以此证明孔子选诗三百特别重视女性，其目的在于‘要把原来边缘化’的女诗人提升为‘经典化的选集’（izedanthologies）。”
[307]
孙康宜从西方女性主义立场出发，以明清“文人文化”
为具体语境，从“文人文化”
重才、唯情和崇尚女性（或女性化的审美观）三个文化趣味特征出发，详细地分析了才女诗歌在文学批评中被经典化的问题。
她认为：“在明清时代，所谓的‘文人文化’是代表‘边缘文人’的新文化——它代表了一种对八股文和经学的厌倦以及对‘非实用价值’的偏好。”
[308]同处边缘的处境，同样的生逢遭际，使“文人文化”
中的文人们对薄命女持有怀才不遇的认同感。
他们重情，尚才，崇尚妇才，迷恋女性文本，把编选、品评和出版女性诗词的兴趣发展成一种对理想佳人的向往。
她认为，因为“文人文化”
本身就是一种“边缘文人”
的新文化，代表着游离于主流明清文人八股文之外全新的审美取向，所以这种边缘的“文人文化”
对处于更加边缘的女性群体采取了一种包容甚至推崇的批评策略，直接推动了才女诗歌经典化的进程。
在“文人文化”
的影响之下，仅仅三百年间（从明末到晚清），才女诗歌就从湮没无闻发展出具有广泛影响的一个书写谱系，女性诗人的选集和专集多达三千余种。
“明清文人在提拔女诗人方面所做的努力确实让人敬佩。
他们为了促使女性作品成为‘三百不朽’的经典之作，不惜倾注大半生的精力，到处考古采辑，可谓用心良苦。”
[309]才女诗歌的经典化过程反映了明清社会变迁和文化价值取向的多元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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