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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姊妹情意”
的选择几乎包括了美国女权主义者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Rich）所谓的“反异性恋”
的因素，但中国才女之间的感情并不是一种同性恋心态，而是同性诗友间的认同感。
孙康宜的女性诗学在汉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一些汉学家也对此提出了许多商榷性意见。
例如，柯丽德（Katheriz）就认为，在《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一书中，孙康宜将“情”
和“忠”
结合在一起的看法是值得推敲的。
在她看来，明代“情”
的意涵要比孙康宜所界定的宽泛得多，哪怕是男女之“情”
也不应仅仅理解为浪漫之爱。
孙康宜把陈子龙与柳如是之间的爱情诗歌称赞为“不能从道德和政治角度予以解读的爱的象征”
的说法并不严谨。
因为陈子龙和柳如是的作品中，有着大量关于“爱”
的隐喻式处理。
在陈子龙的作品中，“情”
与“忠”
是绾合在晚明名妓的生活之中的。
但孙康宜对于名妓的历史性描述中只突出了其男女私情，无疑是有些简单化了。
柯丽德认为，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可能在于中西文化关注点的不同。
她认为，欧美的学者在研究中国作品时可能更多关注的是风格和文本互涉问题，而处在中国文化观念中的学者则更加看重作品所表达的爱情本身。
她认为这也是为什么“TheLate-Mizu-lung：CrisesofLoveandLoyalism”
在台湾地区被翻译成“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
的真正原因。
[322]但是瑕不掩瑜，孙康宜从明中叶以来的文化和历史出发，对女性诗学问题进行的分析和讨论，不仅弥补了中国诗学这一领域的空白，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有可能使中国古代女性主义诗学走出边缘的困境，甚或成为丰富和发展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全新理论维度。
因为，在西方性别理论的观照下，重新发现思妇、弃妇、怨妇乃至寡妇的意象和抒情传统，并从“男代”
和女性真实声音的对比出发，揭示一些诗作背后的真实声音，可以立体地复现诗学文本背后的文化与社会。
这对诗学及其理论的发展具有不可小觑的意义。
[1]［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177页。
[2]詹杭伦：《刘若愚——融合中西诗学之路》，163页，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3]参见黄庆萱：《刘若愚〈中国文学本论〉架构方法析议》，见《与君细论文》，336～378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9。
[4]［美］威廉·汤普森：《刍狗——解构析读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中拟仿的问题》，见廖炳惠：《解构批评论集》，360～361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5。
[5]JamesJ.Y.Liu，Language-Paradox-PoetiesePerspeiversityPress，Vol.II，1988.
[6]［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71页。
[7]［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72页。
[8]［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15页。
[9]［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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