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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中国文论的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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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中国文论英译概况
考察中国文论在海外汉学世界的英译，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中国文论的范围或界限问题。
特别是先秦两汉时期文史哲不分，没有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所谓的文论材料散见于经书、子书及史书中。
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在前言中讨论了选材的幅度问题，即博采还是精选的问题。
该书坚持博采和求详的原则，同时也指出了各时代的差异：“两汉以前，文学与其他学术著作的界线还不太明显，文学理论大都包含在哲学、政治及文学创作之中，选材不能不宽；魏晋以后，畛域分明，则选材相应求严。”
[1]《中国历代文论选》在先秦部分选录了《尚书》《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等书的相关章节，两汉部分选录了《史记》《法言》《论衡》《汉书》等书的相关章节，即使在“畛域分明”
的魏晋之后，选目也包括葛洪《抱朴子》、王通《中说》、周敦颐《通书》等书。
但是，在考察中国文论的英译状况时，如果也用博采的标准来决定中国文论的范围，那么大量中国典籍的英译都要包括进来，这样一来，本章的内容便会过于庞杂。
考察中国文论的英译，面对的第二个问题是英译本身的范围问题。
可以说，任何一本研究中国文论或中国文学的英文著作，只要在引用中国文论时，由著者自己动手翻译，那么这本著作就提供了关于中国文论材料的一种英译。
在汉学著作中，引用和翻译原典，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如果用博采的标准，毫无遗漏地搜集所有的英译，那么任何汉学著作中涉及中国文论的片段都会成为搜集的对象。
这样会使本章的取材过于琐碎。
为了在有限的章节中，集中和深入地讨论有价值的材料，本章以选材求严为标准：中国文论的范围以《诗大序》至明清诗话为主，必要时才论及经书、子书和其他相关内容；英译取材以中国文论的整篇翻译为主，必要时才引用英文著作中的文论片段翻译或术语翻译。
在分析中国文论的各种英译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中国文论英译的概况做一个粗略的追溯。
如果以孔子诗论作为中国文论的雏形，那么中国文论的英译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至17世纪欧洲耶稣会士对中国典籍的翻译。
最早的《论语》西文译本，是1593年利玛窦（MatteoRicci）的拉丁文译本，只是当时并未出版。
[2]在欧洲出版的最早的《论语》西文译本，是1687年拉丁文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fuarumPhilosophus），中文题为《西文四书直解》，内有《大学》《中庸》《论语》的译文，由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Couplet）、殷铎泽（ProsperoIa）、恩理格（iWolfgarich）和鲁日满（Francisont）等人合作完成，在巴黎出版。
[3]四年之后，《论语》最早的英译本出现了，即1691年在伦敦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TheMoralsoffucius，AesePhilosopher）[4]。
但是这个英译本，只是从拉丁文译本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中抽出80条“箴言”
，拼凑而成的。
1861年，理雅各在香港出版《论语》英译本。
[5]在传教士完成的《论语》英译本中，理雅各的译本影响最大。
此后，《论语》的英译开始蓬勃发展，陆续出现了1907年的翟林奈英译本[6]、1938年的韦利英译本[7]、1979年的刘殿爵（DinCheukLau）英译本[8]、1998年的白牧之和白妙子夫妇的英译本[9]、1999年安乐哲和罗思文（He，Jr.）英译本的[10]、2003年森舸澜（EdwardSlingerland）的英译本[11]等各具特色的译本。
一百多年间，《论语》英译本的数量已经超过40种。
[12]
与《论语》英译本的数量相比，中国文论的英译数量显得单薄许多。
即使是在英语世界流传甚广的《文赋》，其全译本也没有超过10种。
可见，英美汉学界对中国典籍的翻译研究和对中国文论的翻译研究，一直存在不平衡的现象。
《诗大序》是中国“诗歌理论的第一篇专论，它概括了先秦以来儒家对于诗与乐的若干重要认识，同时在某些方面又有补充和发展，从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
[13]。
1871年，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第四卷《诗经》出版，其绪论中就附有《毛诗序》的完整英译，并对重要的字句都提供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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