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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理解汉诗的意象，20世纪50年代后的研究已转向对汉字意象的整体效果考察。
相对于麦克雷什、华兹生等人的工作，另一些学者对意象的研究则更趋于理论化的解释。
文论家刘若愚早年出版的《中国诗学》（TheArtofesePoetry），已开始涉及汉字的特征，汉诗的声律、语法、意象与各种修辞手段（如典故、引注与词源），并在解说中援用了理查兹（I.A.Richards）与燕卜逊（son）等新批评先驱的言述。
从其宣示与行文看，该书的撰述似存与费诺罗萨诗论对话及构建新说的明确目的，比如批评费诺罗萨一脉在汉字构造理解上的谬误，对汉诗音韵学的遗弃等。
虽然这种批评，尤其是对费氏等人不顾汉诗声律的批评，采用的是简单的遮蔽法（同时也未能辨识其语境）[75]，但毕竟注意到了这一失坠多年的话题。
在此思想引导下，刘若愚也对汉诗诸体的声律（及“对应法”
）做了概述性的探讨。
[76]当然，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他对汉诗意象的研究。
刘氏的分析同样是建立在对汉字属性之分析上的，也对前期汉学家有关意象的论述有所借鉴。
例如，将意象的具体性与抽象性视为检验汉诗品质的一个标准（自华兹生），将意象的指喻层次分为“图像”
（iographic）层与“隐喻”
（metaphoric）层（自费诺罗萨）等。
但他最具推进性的成果则是对汉诗意象的分类，如在最基础的层面上先划分出单纯意象（mono-imagery）与复合意象（agery），进而在复合意象中又细分出四类，即并置意象、比喻意象、替代意象与转借意象。
刘若愚认为，可借之加深对汉诗的理解并比较中西意象措用的差异。
[77]
刘氏之后，对汉诗意象做出系统与深度阐述的，当属余宝琳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的《中国诗歌传统的意象解读》（TheReadingofImageryintheesePoeticTradition）一书，这也是余氏平生致力最深的一部著述。
根据已形成的一贯理路，余宝琳的研究也是从对术语的界认及批评史传统的溯讨开始的，即首先梳理出中西对“意象”
解释的不同路径与表述差异，然后借助对中国传统诗歌创作与诗学诠释史的互证，勾勒出汉诗意象的最基本特征。
尽管任何一种概念史的研究均难以脱免简约论的嫌疑，然值得肯定的是，本书对中国意象批评理论系谱所做的完整描述，在北美汉学界毕竟属于一种筚路蓝缕的工作，以此也证明了在中国传统中甚为发达的评说（entary）系统对文学思想的某种导向性作用。
而批评与创作的互证，对于较为全面地解释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脉理也是完全必要的。
其次，有别于此前学者往往局限于对意象的形式研究，余宝琳更将中西意象观的差异置于更具深度的，即对“文化前设”
（culturalpresuppositions）的考察上[78]，为此而使其论述能够落脚在一种更为丰厚的历史积壤之上。
而这种研究，也使得原来基于汉字的意象批评，转化为与汉字特征并未有太多关联的，同时也是相对独立的意象研究。
下面来看第二条路径上的探索。
相较于一些单纯的意象研究，傅汉思、宇文所安、高友工、梅祖麟对汉诗形态的研究也有同于刘若愚处，即更带有综合解释的趋向，除了仍注重意象的考察，也将句法、修辞与声韵等一并纳入研究的框架。
诸人的情况有所区别，但因又均受当时已经流行的雅各布森语言诗学与新批评的影响，而偏重于从组织结构，甚至于声律章法上来探讨汉诗的形式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看，对声律说的重新提掇不仅意味着对新的西方形式主义研究的接纳，而且指示出了汉诗研究的新的方向，或也可视为是对早期德庇时、道格斯等人的论述路径的一种远距离接应。
傅汉思的代表作《梅花与宫闱佳丽》一书对大量的古诗进行了解析，然组织与统合其分析的却是一整套理论化话语，也包括对批评史原始材料的使用。
关于自己的研究特点，傅汉思自述曰：“对于诗歌的形式与非形式结构都给予了同样密切的关注，我将它们既视为巧妙组织起来的完整统一的有机体，又看作语言艺术的精致和谐的创造物。
结构在声音、语法和意义这三个层面上相互协调地同时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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