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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由此可知，关键的还是这个“结构”
。
傅汉思并不避讳他在某些方面所使用的新批评等现代形式主义的方法，他的目的也正是欲借助这些技术手段，对以结构或者说是“诗律”
作为“有机整体”
的各组合要素进行结合意义的分析。
[80]该书有两章是专门讨论“对应法”
（parallelism）概念的，与德庇时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后，宇文所安在对初唐与盛唐诗的研究中，也颇涉“结构”
的概念，并认为就结构与具体创作的关系而言，差不多等于“语言”
（language）与“言语”
（oral）的关系。
因此，“阅读诗歌必须懂得它的‘语言’，不仅指诗歌与其他口头的、书面的形式共用的广义语言，而且指它的结构语言”
[81]。
既然如此，那么也可以将诗歌看作由各种惯例、标准及法则组成的“狭小的符号系统”
，通过了解这个封闭与自足系统的构成法则，人们便可以晓达其他要素是在怎样一种预先埋设的规范中产生层出不穷的表现力的。
在进一步的探索中，宇文所安更是把对应法视为近体诗“语法”
的基本规则，并认为这种语言层次上的对应法使用实根基于中国人固有的宇宙观。
[82]当然，在宇文所安看来，形式的熟练掌握并不必然造就佳作，仅仅依赖语法上的工匠式努力是不够的，唐诗的成功还是应当归功于一种新的结构上的平衡，及能够将之与充满世界体验的隐喻或象征的高度融合与对应起来。
[83]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正如我们所见，还将在高友工的研究中再次重现。
高友工固然在《中国语言文学对诗歌的影响》一文中也注意到了汉字在字形上的独特性，即作为“表意文字”
，对汉诗独特表现力的关键影响[84]，但是，就诗歌来看，他认为汉字的音韵及其组合方式尤其体现出汉诗的美感。
基于律诗（近体诗）恰好是一种在声律基础上构造出来的最为典型的汉诗模式，创造出了一种超乎寻常的诗学空间，因此，有必要将汉诗的研究集中在对律诗声律这一“潜含的美学”
规则的探讨上。
在早期与梅祖麟合撰的《唐诗的句法、用字与意象》（Syntax，DiageryinT’ary）一文中，他们也借用了新批评的话语，将诗歌形式分为大的“骨架”
（structure）与小的“肌理”
（texture）两个部分，并对组合肌理的三个要素，即句法、用字、意象是怎样被组织进一个统一体中的方式做了细致的研究。
这种尝试也被他们看作一个自我包容的小型研究（self-iniature）模式。
[85]在其后高、梅合撰的《唐诗的语意、隐喻和典故》（Meaaphor，andAllusioninT’ary）一文中，则又将阐述的重点转移至考察某种原则不仅在局部，而且也在整个诗篇范围内聚合各种要素的情况，即将研究扩至对整体结构功能的探察，并更为明确地将“对称性”
（equivalence）视为包容与调和汉诗各种要素的基本法则。
[86]这个“对称法”
也可视为德庇时“对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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