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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看来，唐代近体诗中的这些简单意象的媒介绝大多数是以形容词—名词或名词—名词的形式出现的。
“形容词代表性质，而大多数起修饰作用的名词也有强烈的性质倾向。”
“仅就简单意象的内在结构而言，性质和事物之间呈现为一种均衡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看，唐诗语言的个性化是由句法关系的松散而造成的。
“那些罗列细节或指明关系的语法手段，要么在汉语中根本没有，要么在从普通语言向诗歌语言转化的过程中被忽略了。
当句法关系薄弱时，肌质就成为主要因素。
在各种肌质关系中，相似或相反对于简单意象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38]
正是由对唐诗的肌质关系的理解出发，高友工和梅祖麟形成了他们对唐诗中的简单意象的概括性理解：“唐诗中的简单意象有一种趋于性质而非事物的强烈倾向，它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具体性，在传达生动性质的意义上，简单意象是具体的；然而，它们并非根植于事物本身——这些事物的各个部分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是较为确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简单意象又是抽象的。”
[39]高友工和梅祖麟认为，在新批评理论中，燕卜逊等人都认为文学批评应该关心词与词之间的向心关系。
“词和词之间的向心关系原来是由两个分枝构成，即句法和肌质。”
[40]“肌质是句法的倒装。”
[41]肌质不仅与结构、语类相关，而且还受到句法的影响。
“在‘日落心犹壮’中，作为两个独立的词，当‘落日’和‘心’是同时出现时，至少存在三种肌质关系：心像落日；心不像落日；在落日的映照下，心（犹壮）。”
[42]唐代近体诗遵循的是句法关系薄弱而肌质关系丰富的一般原则，这种弱于句法而强于肌质的特点是其有别于英语诗的一个主要方面。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历代诗论中对于诗歌的肌质作用早有发现。
例如，朱瀚在《杜诗解意》中评杜甫的《燕子来舟中作》“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
旧入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
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
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贴水益沾巾”
时，就明确指出：“篇中曰衔、曰巢、曰起、曰去，俱就燕言，曰识、曰看、曰语、曰沾，皆与自己相关。
分合错综，无不匠心入妙。”
[43]朱瀚已经认识到了杜诗动词的重要综合能力，注意到了杜甫写诗时对于动词的讲究，以为“衔、巢、起、去”
等动词群形成了相似又相异的肌质关系。
类似的诗文评点在中国古代是大量存在的，只是一直未能被加以系统化的梳理和概括罢了。
高友工和梅祖麟对唐诗肌质的提炼，之于重塑我们对唐诗的阅读体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从文论的角度来讲，从肌质说的角度对唐诗所做的讨论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中国古典诗学的阐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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