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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认为正是孔子这一迥异于西方的特殊认识论构成了中国文学思想的重要起点。
宇文所安探讨了《论语·为政》中的“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他认为，“孔子此段话涉及一个特殊的认识论问题”
[33]，值得充分关注。
不同于西方模仿说或再现说中的二元意义结构，孔子提出认识事物的三级系列：不是从“存在”
“理念”
等不变之物出发，而是从“人”
出发，先去观察一个人是怎么回事，再看何以如此，最后还要考查这个人安顿于何处，从而找出他的目的、动机和所求。
实际上，孔子的本意是指，通过观察分辨一个人外在的言行，人们可以窥见其内心的真实。
这里指出的是如何认识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的问题，与文学思想并无直接关联，但宇文所安却独具只眼，认为孔子此段话虽未直接论及文学，但却包含了一种理解和阐释文学的程式与方法，而且其中包含的认知模式对后世的文学思想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孔子的认知模式显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认识论”
问题。
古希腊哲学为西方人认识世界开辟出一条思路，认为在现实世界之上须有所超越，从而达到更为真实而恒常之理念世界。
在此假设下发展而来的，便是具体与抽象、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
与西方在对立超越中寻求真实的认知模式不同，中国哲学传统基本上持一元论的宇宙观。
宇宙原理，或曰“道”
，是完全内在于现实世界的，而且不存在任何超越性的物质存在。
中国古人并未设定一个高于现实层面的抽象世界，而是更多地在现实世界和经验中追求真理。
正是在对绝对真理的认知与把握上存在的差异，决定了中西方所采取的方式具有不同的意义。
宇文所安说，孔子在此所提出的问题关系到如何在具体情境中识别“仁”
（thegood），而不是认识“仁”
的概念。
中国文学思想正是围绕“知”
的问题发展起来，这是“知人”
“知世”
的“知”
。
“知”
的问题取决于多种层面的隐藏。
它引发了一种特殊的解释学，意在揭示认识言行的种种复杂的前提的解释学。
中国的文学思想就建立在这种解释学之上，正如西方文学思想建基于“诗学”
（即就诗歌的制作来讨论“诗”
是什么）。
中国传统诗学产生于中国人对这种解释学的关注，而西方文学解释学则产生于它的“诗学”
。
[34]正因为上述两种出发点，中西文学思想也就分道扬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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