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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维模式也延伸到孔子对文学的认知。
在郝大维、安乐哲看来,孔子对《诗经》的解读与其“学、思、知、信”
的思维方式相一致。
首先,《诗经》是文化价值的载体,包含了大量的有关文化传统的宝贵资料,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根和源,成为社会的稳定因素。
其次,《诗经》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展示出精美的言辞。
《诗经》是词汇的宝库,能改善人们口头和书面的表达技巧,为组织和表达人类的经验提供了一种丰富的媒介。
最后,在春秋时期的政治斗争中,《诗经》又是一部以隐晦方式触及敏感问题的重要著作,对外交官或者未来的政治家而言,熟谙《诗经》中的兴、比方式是很重要的。
但是人们在学习《诗经》时又不能不思不问。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认为《诗经》不仅是供人学习的历史资料,而且是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源泉。
《诗经》激发人们修身养性,发挥创造性和想象力,达到博学的境界,借以增强社会责任感。
我们不应把《诗经》看作供人效仿的、有德者对道德规范的说明,而应视其为人的、社会的、政治的、经验的可信结构,是批判的反思和创造性的改编物,是当时道德的、美学的、社会团体的框架。
《诗经》的主要目的不是认同、界定和告知,而是参与并最终改造一切。
[31]《论语》在援引《诗经》时,常常对原意做出新的解释,以适应孔子当时的情况。
例如,当子夏描绘一个美貌的宫女,表示内在美比外在美更为重要时,孔子听了很高兴。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
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
始可与言《诗》已矣。”
另一次,孔子赞扬子贡能举一反三,增进修养。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
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郝大维与安乐哲认为这段话说出了“学”
“思”
和“知”
三者的关系:既要熟谙经典,又要创造性地把握经典的原意,对原意加以发挥,以适合期望的目的和将来。
[32]在孔子对《诗经》的领会和创造性的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到“学”
和“思”
之间的相互作用加深了对经典原文的理解,并能促进个人的转变。
这样,《诗经》就为人们领会旧意义提供了源泉,并为人们表现新意义提供了工具,成为认知的必由之路。
孔子对《诗经》的运用为其认识论提供了一个十分贴切的例证。
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是当前西方汉学界知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著有《中国文学思想读本》。
全书从文本细读出发,在对中西文论的双向阐发中,以“他者”
的视角对中国文论进行了深入理解和重新建构。
在第一章开篇,他指出了孔子认识事物的“三级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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