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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
“之”
三韵并为一部，段玉裁通过研究《诗经》，发现三者在上古实际上各自独立成部，于是推翻旧说，提出了新的分韵观点，从而把古音研究推进了一步。
存疑与推求的结合，体现了独立思考与创造性研究的统一。
溯源达流与历史的方法在经学考据中，清代学者十分注重考察源流。
卢文弨指出：“学固有自源而达流者，亦有自流以溯源者。”
[38]这可以被视为对历史方法的一种概括。
所谓“自流以溯源”
，是指通过历史的回溯，把握对象的原始状况，然后将对象的原貌与现状加以比较，以揭示事实的真相。
在辨伪中，这种方法表现为追溯伪书之材料来源，以证其伪。
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第一卷中，曾对此作了分析，认为伪书作者不能凭空造作，他必然要以已往的材料为依据，一旦找出了伪书之所本，就可以暴露其伪迹；阎若璩在辨《古文尚书》之伪时，即具体运用了这一方法。
在史实考订中，溯源的方法具体化为根据原始的记载，以考证后起的叙述：“言有出于古人而未可信者，非古人之不足信，古人之前尚有古人，前之古人无此言，而后之古人言之，我从其前者而已矣。”
[39]文献的流传总是有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一般说来，后起的文本总是以早出的本文为根据，因此辨别文献记载的真伪，应追溯到最为原始的文本。
崔述在《考信录提要》中，即曾以早出的《论语》中所记载的事实，证晚出的《孔子家语》所记之误。
在文字训诂中，清代学者主张：“识字当究其源。”
[40]所谓字之源，也就是文字的本义，懂得了文字的本义，就可以进而把握其引申义。
这些看法已注意到了，古代文献及语言文字都处于历史演变过程之中，作为这一过程起点的原始记载、文字本义等与后世的再传之文及引申之义往往会出现某种差异，要把握史实的真相及文字的确切含义，便必须向原始的起点上溯。
“自流溯源”
旨在追溯对象的原始面目，相对于此，“自源达流”
要求在把握对象的本来状况后，进一步考察它在各个演变阶段的不同特点，以辨古今之异。
在典章制度的考证中，这种方法表现为疏通源流，即纵向的考察对象的变迁沿革。
在音学研究中，清代的学者反对援今议古，主张“审音学之源流”
，并运用历史方法对古韵演变作了相当细致的研究，如段玉裁以“音韵之不同，必论其世”
的历史观点为依据，通过深入的分析比较，将先秦至隋代的古韵变化区分为三个阶段：“唐虞夏商周秦汉初为一时，汉武帝洎汉末为一时，魏晋宋齐梁陈隋为一时。”
[41]这种自源达流的考察，已不限于对发展过程的起点与终点做历史的比较，而且将过程划分为若干阶段加以研究，即不仅力图找出其前后联系，而且注重把握各个阶段的特定形态，这就把历史考察与具体分析结合起来，从而深化了历史方法。
清代学者认为，一定的文字、语言等都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相联系：“唐虞有唐虞之文，三代有三代之文，春秋有春秋之文，战国秦汉以迄魏晋，亦各有其文焉。
非但其文然也，其行事亦多有不相类者。”
[42]因此，在溯源达流时，他们不仅要求考察某一对象本身的演变过程，而且强调从对象与特定历史条件的联系中分析其特点。
以辨伪为例，清代学者注意到伪书的文辞风格总是难免留有某种历史痕迹，“虽极力洗刷出脱，终不能离其本色”
[43]。
据此，他们主张对伪书的辞章与特定时代的文风作历史的比较，以揭示伪书的真实年代。
这种溯源达流与分析特定时代背景相统一的历史方法，不同于思辨的推论，而更多地表现了对具体史实的注重。
要而言之，清代学者的经学考据方法以“实事求是”
为原则，体现了归纳与演绎、逻辑分析与事实验证、无证不信（存疑原则）与大胆推求（创造性思考）的统一，并贯穿了朴素的历史主义精神。
这种方法论系统扬弃了理学的思辨性，在相当程度上将经学引向了实证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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