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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广的历史背景看，白话运动的展开与现代化过程的世俗化、平民化趋向无疑具有一致性，如果说，前者（白话运动）从形式的层面为审美观念、审美趣味的转换提供了推动力，那么，后者（现代化过程的世俗化趋向）则从实质的层面为这种转换提供了内在的根据。
蕴含于白话运动中的审美观念及审美趣味的如上变迁，其意义显然不仅仅表现在为大众层面的文化形态争得一席之地：它的更深刻的意蕴在于通过对上述文化形态的现代定位，从一个较为宽广的文化之域，展示了现代化过程的人文内涵。
四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现代化过程在文化领域影响的不断深化，科学逐渐走向思想的前台。
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并足而立，进一步成为现代性的中心话语之一。
在追求知识、学术统一的努力中，科学趋向于在知识领域建立其主导地位；以走向生活世界为形式，科学开始影响和支配人生观，并由此深入个体的存在领域；通过渗入社会政治过程，科学进而内化于各种形式的政治设计，而后者又蕴含着社会运行“技治”
化的趋向。
科学的这种普遍扩展，既涉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又指向生活世界与社会领域，与之相联系的是科学内涵的不断被提升和泛化：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超越了实证研究之域而被规定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
按其本来意义，科学并非仅仅限于技术或认知的领域。
作为观念及文化领域的现象，它同时又具有人文的内涵；科学的话语也往往超越了器技的层面而被赋予人文关切的内涵。
无论是科学的功能、科学的内在机制，抑或科学的社会影响，都涉及人文的论域；当科学被提升到世界观的层面或成为价值系统的核心时，这一点便表现得尤为明显。
科学的世界观或价值观意义，从一个方面体现了现代化过程的人文面向。
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与科学相关的另一中心话语是民主。
五四时期，“赛先生”
（科学）和“德先生”
（民主）便已相互呼应，成为思想界的两面旗帜。
民主既是政治制度又是政治理念，就理念的层面而言，民主始终以人的存在为关切的对象。
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它首先以确认人的普遍存在价值为内容：民主的形上前提之一，是作为社会成员的公民都具有超越手段的内在价值；在与之相联系的政治学层面，民主以尊重人的权利为其题中之义：民主的预设之一，是人人都具有不可让渡的基本权利；在实践的层面，民主意味着肯定社会成员具有参与社会政治决策的能力：对民主的理念而言，正是这种能力，构成了民主所以可能的内在根据。
民主理念所包含的上述内涵，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人文的关切，而其制度的形态则为落实这种人文的关切提供了某种体制上的担保。
尽管民主的上述理念往往受到科层制中的工具理性、技治主义等倾向的限制，从而在历史演进中未必能完全得到实现，但作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和观念之维，民主毕竟在实质的层面蕴含了人文的内涵，后者同时也体现了现代化过程本身与人文的相关性。
与科学的活动和观念相近，民主的制度和理念也涉及价值观的变迁。
广而言之，社会的变革与价值观念的转换，往往存在着互动的关系，现代化的过程也总是包含着价值系统的转换，而中国近代的社会变革，同样也在价值观上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从历史上看，前现代的中国传统价值系统主要围绕天人、群己、义利等关系而展开，对这些价值关系的探讨和定位在中国现代得到了某种延续，与走向现代的历史过程相应，其中所涉及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原则往往又呈现不同的形态并获得了新的内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既有自然义，亦指形而上的存在根据，天人之辩相应地既涉及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亦指向人的终极关怀。
就前一方面而言，儒家与道家都讲天人合一，但儒家要求化天性为德性，所注重的是仁道原则，道家则主张无以人灭天，所突出的是自然原则。
在终极关怀的层面，天又构成了价值原则的形上根据。
就汉以后主导的价值体系而言，天往往被视为社会纲常终极本源，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8]，便表明了这一点。
天在超验化之后，常常又与“命”
相通，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
与“命”
每每被合称为“天命”
。
“天命”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如果剔除其原始的宗教界定，则其含义大致接近于必然性。
当然，在天命的形式下，必然性往往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超自然的色彩。
与命相对的是所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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