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梧桐文学】地址：https://www.wtwx.net
，后者一般泛指人的力量和权能；而天人之辩亦相应地常常展开为力命之辩。
历史地看，儒家主张“为仁由己”
，其中包含着在道德领域肯定主体权能的观念，但在道德领域之外，儒家往往又强调命对人的制约作用，从而徘徊于外在天命与主体自由之间。
道家既追求个体的“逍遥”
（精神自由），又主张无为“安命”
，在游移于力命之间上，亦表现出类似儒家的倾向。
从总体上看，随着儒学的正统化，儒家价值系统中注重天命这一面也得到了某种强化，当宋明时期的理学家强调“仁者，天之所以与我而不可不为之理也”
[9]时，其中多少已包含着某种宿命论的趋向。
价值观意义上的天人之辩，在现代也表现出多重向度。
就主要的趋向而言，将自然理想化、要求回归自然的价值取向，首先被推向了历史的边缘。
在富国强兵、科学救国、走向现代等历史要求下，变革、征服、支配自然，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就人自身而言，对天性的维护，曾是“无以人灭天”
的含义之一，但在现代，对本然的天性的关注，逐渐为天赋人权、自由个性等所取代，在这里，“天性”
已被赋予多方面的社会历史内容。
天人之辩在近代更深刻的转换，则与拒斥天命论联系在一起。
近代伊始，思想家们便已对超验的天命提出了种种批评和质疑，随着冲决罗网、伸张个性等历史要求的突出，西方意志主义的引入，心力、意志、人的创造力量等越来越被提到了重要的地位，意志主义在一定意义上蔚为思潮。
这种思潮对传统的天命论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冲击，尽管其中所蕴含的非理性主义趋向，使其在解决广义的天人关系等问题时，也存在自身的问题，但相对于仅仅突出人的理性规定，对非理性方面的关注，无疑也表现出扬弃过度理性化的趋向，后者与广义的人文关切具有一致性。
由天人之际转向社会本身，便涉及群己关系。
早期儒家已提出了成己与成人之说，成己主要是自我在道德上的完善，它表现了儒家对个体性原则的理解；成人则是实现首先社会群体的价值，它所体现的更多的是群体的原则。
当然，在成己与成人之间，后者往往被赋予目的的意义，所谓“修己以安人”
[10]，便表明了这一点。
相对于儒家，道家更注重个体的存在价值，他们以“保身”
“全生”
为追求的目标，[11]并把个体的逍遥提到了突出的地位。
不过，道家的价值观念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随着儒学向正统意识形态的衍化，群体的原则一再地得到了强化；理学提出“大无我之公”
[12]，要求个体自觉地融入群体及整体，已表现出某种整体主义倾向。
步入近代以后，群己之辩呈现较为复杂的情形。
一方面，“我”
的自觉以及反叛天命、个性解放、尊重个人权利等近代的要求，将个体性的原则逐渐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个人主义的人生观等也应运而生。
这种个体性的原则对整体主义无疑具有解构的意义。
另一方面，深重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的历史需要，又使群体、民族的利益变得十分突出，从而，群体的原则依然受到了相当的注重。
即使是严复、胡适这样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也同样时时流露出对群体原则的关注。
可以说，个体性原则与群体原则似乎都未能获得充分的展开：在中国近代，往往较少将个体原则推向极端者，也很难出现传统的整体主义者，相反，试图沟通群体原则与个体原则的思想却获得某种历史的前提，李大钊关于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统一的观念，可以看作是这方面的积极成果。
对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双重关注，既展示了人文的关怀的具体内容，也表现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中国走向现代的特点。
与群己关系相联系的是义利之辩。
群体与个体的定位并不仅仅体现于抽象的观念认同，它在本质上总是涉及具体的利益关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