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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实质，终极关切以存在意义的关注为题中之义，它要求超越对物质层面需要的单纯关注，避免工具化的存在境域。
宗教通常被理解为神性对人性的压抑，但终极关切的上述内涵，无疑又包含着人文的意蕴，它在表明宗教现象复杂性的同时，对于现代化过程中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似乎也具有某种抑制的作用。
宗教所渗入的人文内涵，同时也以较为独特的形态，展示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人文维度。
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现代化在其展开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不同形式的负面后果，后者每每引发对现代化过程本身的质疑或责难。
在中国现代，尽管现代化过程常常处于一波三折的形态，隐含于其中的问题也尚未充分显露出来，但是，在中国与外部世界已由相互封闭、隔绝走向彼此沟通的背景下，已经或正在完成现代化过程的西方所呈现的种种问题，同样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反思的对象，并为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对现代化过程的批评和责难提供了前提。
20世纪初，随着西方现代化过程所产生的种种弊端的逐渐浮现，对现代化的某种疑惧和责难也开始萌生。
早在五四时期，梁漱溟已对现代社会提出了批评：“现在一概都是大机械的，殆非人用机械而成了机械用人。”
[17]在熊十力、梁启超，以及《学衡》派等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中，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批评。
与批评机械的现代世界相应的是对中世纪闲适生活的赞美：“中国人以其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有一点就享受一点，而西洋人风驰电掣地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沦丧苦闷，所得虽多，实在未曾从容享受。”
[18]这里的中西之别，其实质的内容是古（传统）今（现代）之分，这种对照既突出了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张力，又彰显了现代化过程中负面现象（“精神沦丧苦闷”
、所得虽多而未曾从容享受）。
[1][以]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英]安东尼·吉登斯，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6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5][以]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1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6]Habermas，ThePhilosophiodernity，CambridgeMA，TheMITPress，1996，pp.17-18.
[7]Habermas，ThePhilosophiodernity，CambridgeMA，TheMITPress，1996，p.19.
[8]（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
[9]（宋）朱熹：《论语或问》卷一。
[10]《论语·宪问》。
[11]《庄子·养生主》。
[12]（宋）朱熹：《西铭论》。
[13]《论语·阳货》。
[14]（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15]（清）严复：《严复集》，13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见《陈独秀文章选编》，28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17]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1卷，492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18]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1卷，478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19]一般而言，对现代化的批评，似乎可以区分为二重趋向：其一，把现代化理解为尚未完成的项目或未竟事业，对这一批判趋向而言，现代化过程中所显露的问题，导源于现代化自身的未完成性质，哈贝马斯便持这一立场；其二，更多地将现代化视为已完成的过程，并从整体上对现代化的过程作批判性的考察，在各种后现代主义的学说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
后现代主义往往被认为更多地涉及实质的理性，后者又与人文的关怀相联系。
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对现代社会的责难，在某些方面似乎与后现代的立场有相近之处。
就广义而言，尽管对现代化及其过程的理解有所不同，但二者都形成于现代化本身的发展过程，因而都可以看作是现代化过程的自我批判，而这种批判中所呈现的人文趋向，也相应地表现为现代化过程的内在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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