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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之法，名理探是也。”
[19]此所谓名理探，即Logic（逻辑）的意译。
就方法论而言，推论与独断似乎构成了对立的两个方面：非理性的顿悟、空疏的形上之论，往往并不以逻辑的论证为其前提，因而难以避免独断的性质。
从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看，相对而言，由于形式逻辑长期未受到充分的重视，推论在思维过程中的意义，亦未能得到适当的定位。
以哲学思想的建构而言，中国历史上那些有创见的思想家固然也提出了独特的宗旨，并将其展开于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了实质的体系，但他们往往并不十分注意概念、命题之间严密的推论关系；换言之，中国哲学家比较注重实质的体系，而对形式的体系则相对忽视，这使其某些论点常常很难与独断的结论区分开来。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将推论提到重要地位，对达到实质的体系与形式的体系的统一，并进而克服独断论，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概念的歧义与语言的模糊往往相互联系。
明清之际，随着西学的东渐，西方在语言形式上的特点，也开始受到注意。
西方语言的特点之一在于音与义的联系，一音常常对应于一字，一字又有相对确定的含义。
中国古代的语言往往多通借，其结果往往一音多字，一字多义。
针对这种现象，明清之际的哲学家方以智指出：“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
[20]这里重要的并不是引入西方语言系统的主张（这种主张的合理性本身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它的值得注意之点在于提出了语言确定性的要求，所谓事属一字，字各一义，便是强调语言的内涵要有确定性。
语言的确定性是思维严密性的逻辑前提之一，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从语言的层面提出确定性的要求，由逻辑规则的规定而兼及语言形式的限定，无疑使思维严密性问题的探讨更为深入了。
除了以逻辑推论等来担保思维的严密性、避免独断等趋向之外，实测和实证是科学方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当明清之际的学人从方法论的角度进一步考察西学时，实测和实证便成为他们的又一关注之点。
在比较中西天文学时，凌廷堪指出：“西人言天者皆得诸实测，犹之汉儒注经必本诸目验，若弃实测而举陈言以驳之，则去向壁虚造者几希，何以关其口乎？”
[21]此所谓“陈言”
，主要是指缺乏实证的传统之论；以实测否定陈言，表现了严于实证的要求。
就天文历法而言，实测即在于用客观的天象验证推算的结果：“验于天而法犹未善、数犹未真、理犹未阐者，吾见之矣；无验于天而谓法之已善、数之已真、理之已阐者，吾未见也。”
[22]逻辑推论与事实验证的并重，构成了明清之际思想家的重要特点。
从方法论上看，突出实测、实证，同时包含着拒斥超验思辨的要求。
王夫之曾批评宋明一些理学家对五行的附会推绎：“先儒言《洪范》五行之序”
，“尚测度之言耳”
[23]。
这里所说的测度之言，略同于玄学的思辨。
在王夫之看来，对理的探求，应当建立在质测的基础之上：“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
[24]类似的看法亦见于明清之际其他一些思想家，如方以智即批评理学家“竟扫质测而冒举通几”
[25]。
质测即指向经验对象的实证性研究，通几则是形而上之学。
按王夫之、方以智等思想家之见，形而上的哲学沉思，不能脱离经验领域的实证性研究，穷理、通几与质测的统一，强调的便是这一点。
这种立场，显然内含着以实证原则克服思辨哲学的趋向。
一般而言，在传统哲学中，思维的非严密性、独断性等，往往与思辨性相互关联，正如数学、逻辑推论的关注意味着对确定性、严密性的追求一样，实证原则的肯定，表现了超越思辨性的要求，二者从不同方面展示了西方科学方法引发下的视域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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