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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对中西数学都作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并撰有数学专著多部。
在他那里，数学方法既被用于天文等现象的探索，也被用于经学，特别是易学的研究。
在自述其治易过程时，焦循写道：“夫《易》，犹天也。
天不可知，以实测而知。
……十数年来，以测天之法测《易》，而此三者，乃从全《易》中自然契合。”
[37]《易》作为六经之一，更多地表现为人文的经典，“测天之法”
则属于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
焦循“以测天之法测《易》”
，其意在于以实证科学的法来研究作为人文经典的《易》。
在传统的易学研究中，常可以看到所谓象数之学，其中往往充满了神秘的比附，焦循要求以实证的态度治《易》，无疑包含着拒斥这类象数比附之意。
但从更广的思维趋向看，以测天之法治《易》，显然亦意味着实证科学方法的某种泛化：在测天与测《易》的沟通中，实测的方法超越了实证研究之域，而扩展到了一般的知识领域。
科学的这种泛化，在一定意义上已开近代之先声。
与焦循相近，戴震也表现出将实证科学方法普遍化的倾向；在其哲学研究中，我们便不难看到这一点。
戴震在哲学上的代表作是《孟子字义疏证》，相对于中国哲学史上某些其他论著，该书更多地展示了逻辑的严密性，而所以能如此，很大程度上便在于戴震尝试将几何学的方法引入此书。
戴震对几何学有深入的研究，在为《四库全书》所撰的《几何原本提要》中，戴震对《几何原本》作了很高的评价，而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戴震也多方面地运用了几何学的方法。
全书每一章都先立界说（下一定义），以《性》章而言，开宗明义即：“性者，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
举凡既生以后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为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
[38]总的界说之后，又自设问答，逐渐展开其多方面的含义；整个推论过程，基本上合乎利玛窦在《译几何原本·引》中所说的“论题之首，先标界说；次设公论，题论所据，次乃具题。
题有本题，有作法、有推论，先之所征，必后之所待。”
“一先不可后，一后不可先，累累交承，至终不绝也。
初言实理，至易至明，渐次积累，终竞乃发奥微之义。”
这种研究和论述方法在推进哲学思维的严密化方面，无疑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但将作为具体科学的几何学方法引入哲学领域，则又表现为科学向形上学的趋近。
西方近代哲学史上，斯宾诺莎亦曾以几何学的公理化方法来展开其《伦理学》，在这方面，戴震似乎已表现出某种近代的思维趋向。
可以看到，明清之际及其后的思想家在从思维方法等方面引入、阐释西方实证科学的同时，又表现出将其提升和泛化的趋向。
这一思维进路的缘由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技进于道”
、追求普遍之理的传统形而上学之制约，又与西学输入的历史特点相关。
就总体而言，西学的传入一开始便呈现实证精神与形上神学相互纠缠的格局，往往一书之中而二者并存，如利玛窦的《天主实义》虽以介绍天主教义为主，但亦兼及有关天体的天文学说；再如《寰有诠》，它首先无疑是一部神学著作，但其中又渗入了注重逻辑推论的思维趋向，李之藻在译序中指出：“所论天地万物之理，探源穷委，步步推明，由有形入无形，由因性达超性。”
[39]在此，神理的阐释与严格的推论似乎并行不悖。
另一方面，科学的著作，也往往受到神学的纠缠，后者的典型之例，便是在引入西方的天文学时，与教义相抵触的哥白尼学说始终没有得到正面的、系统的介绍。
西学东渐的这一背景，无疑从一个方面构成了明清之际实证科学与形上之学彼此趋近的历史根源。
而从更普遍的层面看，明清之际由肯定西学之“用”
到关注思维方法，再到科学的泛化，似乎又预示了近代科学思潮的历史走向。
[1]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225页，济南，齐鲁书社，1987。
[2]（明）王徵：《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序》，见《王徵遗著》，219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3]（明）王徵：《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序》，见《王徵遗著》，220页。
[4]（明）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见《徐光启集》，7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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