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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对现象界与物自体作了严格的区分，在现象之域，因果律固然是基本的原理，但其作用的范围亦仅限于现象界；一旦进入实践理性的领域，则因果律的支配便开始为意志的自律所取代。
尽管康德对现象与本体的划界存在诸多问题，但把人的存在与作为科学对象的物区分开来，无疑又注意到了不能以因果律排斥人的自由。
相形之下，科学派将因果律视为支配物理世界与人生过程的普遍法则，似乎打通了康德所区分的现象界与实践理性领域，它在追求科学与哲学、本体与现象统一的同时，亦使因果律取得了强化的形态。
这种被强化的因果律，在科学派那里往往呈现为线性决定的形式。
从现实的形态看，人生之域本质上具有实践性，人的行为过程也总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而很难仅仅以线性的因果关系来解释。
人并不是被决定的物，除了外部的条件之外，人的行为同时受到理性的审察、意志的选择、情感的认同等内在因素的影响，后者绝非单纯的线性因果律所能范围。
如果将人的行为完全纳入单一的因果系列，那么，它便无法避免命定的归宿。
事实上，在科学派那里，行为的宿命性质确乎压倒了人的自由。
人生观内在地蕴含着对理想之境的追求，人的物化与因果律的泛化，也制约着科学派对理想人生的理解。
在科学派看来，科学人生观的核心，即是求真：“我和物是分不开的，我是物的一分子，物是我的环境，所以科学的人生观，就是要求真实于生活之中。”
[25]以求真为人生的目的，往往使人生过程中善的向度难以落实。
统观科学派的人生观，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以真涵盖善的倾向。
从求真的要求出发，他们常常进而强调“真实的就是善的”
[26]。
这里所谓真，主要是指向科学认知意义上的真。
在科学的人生观即在于求真的前提下，人生的意义便或多或少被限定于科学的认识，丁文江的如下论述颇为典型地表达了这种观念：“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的种种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
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才能参领得透彻。”
[27]
不难看到，科学派对人生意义的以上理解，从一个方面涉及了真与善、事实与价值、知识与智慧等关系。
人生作为展开与生活实践的过程，固然离不开事实的认知与真的追求，但它同时又关联着善的向往和价值的关怀（包括审美的关照）。
按其本质，求真、向善、趋美等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其最终的指向是智慧之境。
智慧不同于知识，知识把握的是经验领域的对象，智慧所达到的，则是性与天道（存在的终极原理）。
人生之“在”
（existence）与世界之“在”
（being）本质上无法分离，单纯的科学认知，显然难以把握作为整体的存在。
科学派在实证主义的视域下，将人生之域纳入科学认知一隅，以事实的察辩取代了价值的关怀，并把向善消解于求真之中，无疑使人生过程变得片面化了。
人生过程的这种片面化从更内在的层面上看又与人生主体的片面化相联系。
在把“我”
视为感觉的集合的同时，科学派又往往赋予主体以理性的品格。
“我”
作为感觉的集合，更多地区别于形而上的超越存在，就因果律的现实作用而言，“我”
又表现为理性的存在：对科学派来说，因果律的外在支配，与主体对因果律的自觉遵循乃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而后者本质上表现为一种理性化的行为。
强调理性的自觉与赋予行为以命定的性质，在理论上常常相互趋近。
相对于理性品格的强化，主体之中情、意等非理性的方面，往往处于科学派的视野之外。
科学派未能解决因果律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同样亦未能对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作出合理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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