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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遗传序列的产物，“我”
自始便为外部力量所决定。
这样，在人生之初，个体便已别无选择地处于外在必然性的支配之下。
先天的遗传序列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然的力量，人既生之后，又总是面临着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科学派看来同样具有决定的作用：“然生活与环境有关，有良好的环境，然后才能满足良好的生活，……大多数的人，必受恶环境的熏染。”
[17]相对于自然的遗传，环境的影响更多地关乎人的道德；按科学派之见，个体的道德状况，最终取决于外部的环境：“环境若不好，则社会上大多数人的道德，没有改善的机会。”
[18]尽管科学派由此强调了环境改造的必要性，但这主要就社会而言，对个体来说，在与环境的关系中，他首先呈现为被决定者。
科学派对人生主体被决定性的如上强调，无疑可以看作是消解主体（将人生主体物化与对象化）的逻辑结果。
不过，从科学派的哲学系统看，这种思维趋向在更深的层面上又与科学派对因果律的看法相联系。
如前所述，区分科学与人生观是玄学派的基本论点，这种区分的主要依据之一，便是科学受因果律的支配，而人生观则是自由意志之域。
这种看法受到了科学派的一再非难。
在科学派看来，因果律乃是宇宙间的根本法则，它不仅制约着物理世界，而且也主宰着心理世界及人生领域。
胡适便断言，“因果的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
[19]。
王星拱亦明确指出：”
科学是凭藉因果和齐一两个原理而构造起来的；人生问题无论为生命之观念、或生活之态度，都不能逃出这两个原理的金刚圈，所以科学可解决人生问题。”
[20]在此，因果律的普遍制约，即构成了科学与人生观所以统一的根据。
唐钺进一步从心理学的角度，强调了因果律对人生观的作用。
在唐钺看来，“一切心理现象都是受因果律所支配的”
[21]。
即使将心理现象纳入统计规律之中，它同样也未能逃脱因果律：“纵使心理因果关系是平均的，他和物质因果关系也不过程度之差。
所以我们可以假定心理现象，若经过同物理一样长的研究时间，或者更长的时间，他的公例也可以同物质公例一样精确。
无论如何，这种程度的差异，不能把心理现象摒于因果律之外。”
[22]从理论上看，统计规律是或然的，因果律则具有必然的性质，唐钺将心理现象与统计规律联系起来，似乎从过强的决定论上退了一步。
然而，这种“后退”
乃是以融和统计律与因果律为其前提的，就此而言，它实质上又通过将或然提升为必然而强化了因果律的普遍制约性。
在因果法则的主宰下，人与物的界限再一次变得模糊了。
作为因果作用的对象，人所呈现的，更多的是物理学等意义上的属性，科学派的元老吴稚晖以明快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点：“譬之于人，其质构而为如是之神经系，即其力生如是之反应。
所谓情感、思想、意志等等，就种种反应而强为之名，美其名曰心理，神其事曰灵魂，质直言之曰感觉，其实统不过质力之相应。”
[23]简言之，精神现象仅仅是质、力等物理现象的转换形态。
如果说，把“我”
规定为感觉的集合，主要在实证论的层面上沟通“我”
与物，那么，将心理现象还原为质、力等物理属性，则表现为行为主义与机械论的某种交融。
作为行为主义与力学（物理学）意义上的存在，人与机器似乎已很少有实质的区别。
事实上，科学派确乎常常将人与机械等量齐观，前文提及的唐钺的观点已表明了这一点，类似的看法亦见于丁文江：“我的思想的工具是同常人的一类的机器。
机器的效能虽然不一样，性质却是相同。”
[24]从“我”
的消解到人是机器，人生的领域已逐渐为机械的世界所取代。
科学派以因果律为支配人生过程的根本法则，并由此将人生机械化，使人很自然的联想到了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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