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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半年的努力,我们决定要编写一部能够揭示自古代东方国家至20世纪末数千年外国教育思想发展历程,各个时期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教育思想向前发展与变化的诸多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总结外国教育思想家研究与解决教育问题、指导教育实践的经验,预示外国教育发展趋向,可为新世纪我国教育理论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提供启示与借鉴的10卷本《外国教育思想史》。
由于华中师大的任钟印教授比我年长,我在华中师大做学生的时候他已经是教师,他又大力支持我关于“我们是编写一部外国教育思想史而不是编写一部西方教育思想史”
的意见,并且自告奋勇愿意承担第一卷《古代东方国家的教育思想》主编的重任,因此我邀请他和我共同担任这部10卷本的《通史》总主编的工作,获得他的同意。
为了团结全国老、中、青专业工作人员共同致力于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我们还邀请金锵、李明德、单中惠、史静寰和张斌贤担任副总主编,以后便顺利地确定了各卷的分卷主编。
1996年7月,以我和任钟印教授的名义向湖南教育出版社提交了《外国教育思想通史》(10卷本)的编写方案。
我们在方案中提出了如下编写原则:第一,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广泛借鉴各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和更新研究的方法、思路,拓宽研究的角度;第二,充分占有史料,尤其是原始史料,以史料为依据进行研究、分析、评价,切忌以论代史,切忌以既定的框架任意剪裁史料;第三,本书任何章节的写作,必须是精心研究的成果,应努力在广度和深度的开拓、拓展上下功夫,力求旧中见新,有所创造;第四,在章节的安排上,要妥善处理人物研究、著作研究、思潮研究的关系,应努力反映不同时期教育思想发展的特点,力争突破单一教育家列传式的思想史编写方式;第五,努力拓展教育史的研究领域,对教育思想的研究,不应仅限于教育家或哲学家,只要是曾经产生历史影响的教育思想,都应作为研究的对象。
这可以说是编写《通史》的指导思想。
遵循这些原则,可以保证这部《通史》内容的科学性、创新性和丰富性,也是向出版社表示了我们的决心,为作者和编者之间的合作奠定了可靠的思想基础。
编写方案提出了大体上的内容设计,包括各卷的要点和篇幅以及各卷的负责人和完成编写工作的时间安排,向出版社展示了编成《通史》的可靠性,争取到出版社的有力支持。
1996年11月12日至16日,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资,在湖南长沙举行了《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的第一次编委会会议。
除我以外,任钟印、单中惠,分卷主编贺国庆、杨汉麟、杨孔炽、方晓东、褚宏启、朱旭东、徐小洲以及仍在读的博士生吴国珍、王保星、陈如平等都参加了本次会议。
副总主编李明德、金锵、史静寰、张斌贤,分卷主编黄学溥、李淑华等因故未能参加会议。
湖南教育出版社对会议非常重视,副社长陈民众、教育理论室主任龙育群,副编审张汉芳和剪开明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
会议对编写《通史》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奋斗目标、编写原则、编写体例、内容安排、编写人员的选择、时间和速度方面进行了讨论,取得了共识。
在编写《通史》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方面,会议纪要中指出“本书的编写旨在通过梳理人类几千年的教育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寻找人类教育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脉络,把握人类教育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提供借鉴与参考”
。
与会者认识到编写《通史》的难度,也看到了编写《通史》的有利条件,下决心把《通史》写成一部迎接新世纪到来的扛鼎之作。
会议强调了作者应用精品意识规范自己的行为,使《通史》成为具有学术生命力的著作。
湖南教育出版社的陈民众副社长在会上表示:“作为国内有影响的教育出版机构,湖南教育出版社有信心、有能力出版好《外国教育思想通史》,使之成为精品。
希望作者与编者共同努力,以切实提高《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的学术品味,使之成为真正的传世之作。”
会议开得相当成功,这一方面表现在会后编写工作比较顺利地进行,另一方面表现在增强了出版社对出好《通史》的信心、决心,出版社以预付三万元稿酬的形式为编写提供了资料费。
我和任钟印教授都没有想到可以向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规划部门提出申请,将这部书的编写列入规划项目,争取更多的科研经费的支持。
可以说,参加《通史》编写的62名作者完全是出于对教育史专业的喜爱,以一种为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献身和认真负责的精神而不是抱有任何私心来工作的。
而湖南教育出版社非常重视这部书的出版,倒是他们将它申报为“十五”
重点图书出版项目。
按照1996年11月举行的第一次编委会会议规定的时间进度,各卷在1997年年末应该提交初稿,1998年4月应该举行初稿审定会,1998年年末全部书稿应该提交出版社,1999年年末正式出版。
实际上,《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的统稿会是于1998年11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的。
总主编、副总主编、各分卷主编以及我和史静寰教授的在读博士生(巨瑛梅、吴明海、王晓华、季平、李立国、向蓓莉、郑崧、姚运标)都参加了这次统稿会,他们后来也都接受了编写《通史》中某些章节的任务,成了《通史》的作者。
各分卷主编汇报了书稿进展情况,讨论各卷提出的问题和各分卷之间的衔接问题。
次年(1999年)8月下旬,总主编和几位副总主编还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星期的审稿会。
此后,各卷陆续交稿。
最后一次审稿会是于2002年1月在长沙进行的。
这次只是我和任钟印教授、单中惠教授三人去了,主要是看书稿的校样和研究由我执笔撰写的“总序”
。
任钟印教授和单中惠教授在长沙工作了一个星期,我工作了两个星期,直到看完“总序”
的校样才回北京。
全书于2002年出版,约480万字。
吴式颖在《外国教育思想通史》(以下简称《通史》)的“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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