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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弥补了碳交易市场中碳价波动性大且难以预测的缺点。
另一方面，碳交易市场与碳排放量间存在直接影响关系，即碳价越高，碳排放量越低。
两者间的直接负相关关系在经济学理论中解决了碳税对碳排放量缺乏直接约束的问题。
①
碳税机制不仅需要被重新讨论，而且如果在未来被实施后还需将碳税设立为独立税种。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已逐渐成为现实且被民众所接受，政府为鼓励企业发展与民众消费采取了减税降费的各项政策，但碳税不宜跟随减税降费的策略，因为过低的税率不但不会抑制“两高”
产业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产业利润。
因为从风险传导机制的角度考虑，较低的碳税率会降低企业的碳排放成本，进一步对我国的碳交易市场与减排的总体规划产生负面效应。
所以，碳税应当成为一项独立税种，且根据不同行业的排放程度来制定差异化的税点。
（三）从工作机制上看，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机制，节省企业与政府的减排成本
前面提到，对传统能源企业进行断贷、抽贷是运动式“减碳”
的一种表现形式，为纠正这一行为，建议在减排执行工作上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机制，最终以科学为基础完成低成本、高效率的减排任务。
根据我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及其团队的预测，我国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将有近136万亿元的投资缺口①，对于各级政府与各行业企业而言将面临巨大的投资压力，尤其是对传统能源企业来说压力更大。
此前传统能源企业因技术成熟与需求稳定等特点使其业务发展平稳，在考虑到未来坏账率较低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也往往愿意主动将贷款发放给相关企业。
但随着绿色化逐渐成为当前金融发展趋势，以绿色信贷为主的绿色金融投资工具开始向增长前景更明朗的新能源行业倾斜，再加上各地政府较大的减排压力，传统能源企业将面临断贷、抽贷的潜在危机。
合同能源管理机制将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传统能源企业所面临的断贷、抽贷危机。
合同能源管理并非是一种全新的减排方式，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在欧美盛行，其运营逻辑在于用能主体雇佣节能服务公司对主体的生产业务提供节能服务，服务结束后的部分节能收益将作为节能公司的分成收入。
一般来说，双方在合同履约期中的所有业务风险将由节能服务公司承担。
在服务过程中节能公司将提供技术咨询、改造方案、方案施工等全方位服务。
为什么说合同能源管理将会解决传统能源企业的断贷、抽贷危机呢?究其原因在于合同中的报酬支付模式不必让用能主体支出额外的成本。
相较于其他的减排手段来说，合同能源管理机制是在用能主体的运营成本上做减法，并非加法。
例如，一家企业的年度贷款额度为1000万元，并且这1000万元可恰好覆盖企业的生产现金流，在接受能源管理后可实现700万元的生产成本，节省下的300万元可以一定比例的业务支出作为支付给节能服务公司的报酬。
国家能源局在《节能减排“十二五”
规划》中就将合同能源管理列为十大节能减排重点工程之一，但随着新能源、新项目与新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存量设备改造为基础的合同能源管理逐渐被忽视，而以燃煤发电厂为代表的高排放存量刚需项目恰恰需要合同能源管理来进行排放优化。
长期看来，新能源使用比例的扩大是明显的未来发展趋势，新项目的需求量显而易见。
短期而言，部分“两高”
项目对于社会的基本保障仍是刚需，对于这些项目来说，以运动式“减碳”
的方式来促进减排将造成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系统性问题，以合同能源管理为减排路径将有望减轻绿色发展在短期所面临的用能成本上升压力。
（四）从企业改革上看，将企业高管薪酬与循序渐进的碳排放工作进行关联
企业是社会中碳排放量最大的主体，企业的减排情况将直接关乎社会乃至国家的减排进程。
如何提高企业的减排能动性与怎样使企业科学“降碳”
是当今社会所面临的两大减排难题，根据国外专家的建议，将企业碳排放工作情况纳入高管的薪酬结构体系，将会对企业的减排情况起到积极作用。
2021年8月，美国全国企业董事协会高级副主席FrisoVanderOord在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络（）发表了一篇名为Tyioissionworks.Morepaniesshouldtryit的文章，文章阐述了当前企业高管的薪酬现状与企业对待碳减排的普遍态度。
企业高管因股票期权等激励机制使得收入水平远高于企业的平均水准，而高收入的背后是否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联至今在很多企业还缺乏明确的制度。
事实表明，企业将高管的薪酬与碳减排工作相关联不仅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高管收入的价值，也可以使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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