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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后各国绿色复苏的力度依然不足，对于绿色产业的投资尽管有较大增长，但仍没有达到联合国的期望，各国长期复苏计划中只有约3410亿美元（占长期经济复苏支出的18%）的项目支出符合绿色标准①，尤其发展中国家缺乏相应条件，在绿色转型升级、绿色产业投资、绿色技术创新等方面存在难度，疫情后开展绿色复苏占经济复苏支出的比例普遍低于10%，使得对绿色投资的力度从长期来看尚无法充分应对全球气候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和损失。
第二，清洁可再生能源成为能源市场主流，国际能源格局开始转变。
可再生能源的全面应用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各国碳中和能源减排战略亦普遍以降低化石能源发电占比、减少煤炭消费为主，不断提高风电、水电、光伏、氢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的发电占比，这导致传统的国际石油能源格局逐渐发生转变。
若要在国民经济中尽快摆脱高排放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必须同时从能源供给端与消费端入手，逐步实现从化石能源转向清洁可再生能源的过渡和替代。
一方面，在各国绿色复苏政策之中，对清洁能源的投资是疫情后经济复苏与刺激计划中最具效益和安全性的投资之一。
另一方面，清洁能源的发展伴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新增长点，促使英国、日本等国相继宣布燃油车禁售计划，令具备数字化、智能化、新基建、低排放等绿色属性的新能源汽车在各国低碳经济中进一步获得更多的市场发展机遇。
第三，国际绿色金融市场逐渐成熟，绿色融资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尽管各国在绿色金融的概念界定和体系建设等方面存在异同，但运用金融资源支持绿色可持续产业发展和应对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的重要理念已成为共识。
其中，金融资源以信贷资源、政策资源、监管资源、机构资源、市场资源、工具资源等为主，共同组成推动绿色产业项目融资和服务的综合体系。
各国积极通过发展绿色金融带动疫情后的绿色经济复苏，同时在碳中和目标下的可持续经济发展中为绿色金融增添支持低碳减排的重要属性，并推动政府经费开支与市场资金流向发生转变。
与此同时，国际范围内新的绿色金融中心应运而生，以英国明确要建立的伦敦和利兹两个全球绿色金融与投资中心为例，未来其他各国也将逐步建立绿色金融信息资讯中心、碳金融交易中心、绿色衍生品中心等。
第四，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国际合作重要导向及国际竞争新兴战场。
碳中和作为近百个国家所制定的顶层战略目标，在落实与执行阶段将为相关产业领域提供国际间低碳经济长期的合作机遇，引导国际间绿色资本流动、人才就业、绿色产业与可再生能源创业投融资。
以德国、丹麦等国开展的“绿色外交”
为例，区域间的绿色国际援助支持也将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挖掘合作方向的重要领域。
未来，以中欧绿色合作高级别论坛为典型的国际碳中和技术交流、谈判、研讨、合作方案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多的成员国之间开展，并推动分行业、分领域、分地区的碳中和国际俱乐部的建立。
国际碳中和绿色竞争以美国2021年重回《巴黎协定》为开端，几大主要经济体，同时也是碳排放最高的主体，已正式进入赛道。
拜登政府意图通过发展清洁能源重振美国经济，而美国急于加入各类国际组织也表明其意图在国际气候变化上重振影响力与领导力。
2021年11月1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召开。
会议围绕全球低碳经济进行了一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全新气候谈判，推动碳中和发展理念再一次升级与深化。
早期的全球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议题屡次向国际低碳治理扩展，围绕碳中和标准制定、资源供给、合作方式、利益分配等问题将不断产生越来越激烈的国际谈判与斗争。
（三）国际减排形势与压力下的中国思考
综合以上四大碳中和政策趋势，各国已推出的重点举措反映出三大问题：
第一，各国碳减排政策的大体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例如，发展清洁能源和绿色融资等，但具体措施在细节上的效果与效率还需要时间进行检验。
部分政策将在未来被证明是有效的，部分政策也未必能达成预期的效果。
可以预见的是，虽然现有147个国家提出了碳中和目标，但到2050年左右，必然有相当一部分国家未能达成减排目标和兑现承诺，届时将成为不可忽视的国际问题。
第二，全球碳中和元年，大部分国家都在开展探索、创新和尝试，尚未能形成可持续的、具备实际指导意义的碳中和国家发展模式和路径规划。
不同国家和地区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也具备独特的人口、资源、环境条件以及产业类型特征，那么各自的低碳发展方向和政策将无法相互适用。
第三，部分国家还没有完全厘清绿色发展与碳中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另有部分未达峰的国家尚未区分碳达峰与碳中和两项不同时期目标之间的难度和实现差异，那些以降低碳排放为目标的短期政策未必适用于长期以碳中和为终点的可持续发展，而碳中和如何融入传统的绿色发展并作为新的职能和导向开启新升级亦需要从更高的层次进行深入探讨。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碳中和形势，中国承担了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减排压力，在碳中和目标正式提出后，应从国际角度客观分析国际绿色发展背景，为国内各项碳减排工作开展的时点选择和模式制定提供行动依据，逐渐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碳中和发展之路，以应对新一轮的国际绿色低碳竞争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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