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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任政府的极端对华政策下，拜登政府不仅要修补此前受到严重损害的国际关系，更要重拾自美国2016年退出《巴黎协定》以来停滞不前的低碳环保领域的国内政策与国际合作，重新与中国开展对话和交流。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前两大碳排放国，二者在气候变化上的行动举措与合作方式将成为世界各国的首要参考依据。
另一方面，中美有望在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上追求共同利益。
低碳环保是超越国别的重要议题，而清洁能源和绿色发展作为世界经济升级转型的大方向，本质上并不存在国际间的结构性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色彩。
中美在绿色领域存在较好的合作基础，至少可以追溯到2010年中国部分省市与美国的绿色金融合作以及2016年奥巴马时期成立的中美绿色基金。
未来中美在光伏、锂电池、绿色交通等领域均具备深化合作的前景，并通过国际绿色投资扩大本国就业岗位、提升贸易进出口。
为此，中美在气候谈判中求同存异并探索符合双方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存在可能性与可行性。
中美气候合作存在限度
尽管中国存在与美国探索气候合作的可能，但从客观形势来看，只能开展有限度的、小规模的短期合作，具体而言：
一方面，中美在长期内将继续保持竞争和对抗的关系，这将直接影响气候合作的范围和深度。
2021年4月13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开了2021年《美国情报系统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内容，其中将中国列为威胁名单的首位，并提及气候变化上“势均力敌的竞争”
。
气候治理关系到国际资源的优化配置，随着低碳经济占据主流，国际气候利益冲突发生的频率将逐渐高于合作共赢。
而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必然会成为冲突的焦点，不断削弱已有的合作基础。
另一方面，美国气候政策在长期内存在两大不确定性：第一，拜登政府执政存在窗口期，修复前任政府气候问题的过程使得新政策更难以开展，且继任政府亦存在完全推翻拜登气候政策的可能，从而使得中美之间长期而深人的气候合作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
第二，美国对于气候承诺存在违约风险。
在气候治理的历史上，美国不仅极少兑现目标，反而屡次毁约，例如，2001年小布什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2017年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奥巴马政府时期曾同意向“绿色气候基金”
提供30亿美元但实际出资10亿美元。
拜登政府雄心勃勃的2万亿美元新基建计划在财政收入预期和执行力等方面饱受质疑，美国在没有发挥气候治理表率作用的前提下谈国际合作没有充足的说服力。
应重视美国可能进行的气候压制
随着国际气候变化问题的日渐尖锐，气候治理已成为各国提升全球影响力和彰显国际领导力的新杠杆。
在气候峰会没有达成牵制中国目标的背景下，中国应正确分析和看待美国未来可能进一步开展的阻碍和打压。
首先，美国或将通过“绿色贸易战”
追求世界绿色经贸格局中的新型霸权。
“碳中和”
倒逼各国加速经济转型，使得清洁能源的使用与发展面临重大机遇，传统化石能源则面临或改造或弃用的风险，一场重组绿色经济贸易格局的重大转变即将出现。
以石油资源为中心和纽带的“石油美元”
霸权体系将逐渐衰落，以绿色低碳产业为重心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将逐渐成为未来支撑世界经济的主流。
美国出于对本国霸权的维护，将积极投入国际“碳中和”
之路上的战略合作、利益博弈、贸易竞争之中，在新大国竞争主战场中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对手。
其次，美国或将通过“绿色技术战”
对中国绿色低碳相关产业技术研发展开遏制。
当前，各大国在围绕新兴绿色产业的研发竞赛中已纷纷开足马力，目的是尽早抢占绿色低碳产业链的上游位置，向其他国家输出生产标准。
美国也正通过挖掘低碳技术创新的国际领先优势，将其升格至与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成为在中美低碳经济竞争中重要推动力，为后续的对外技术授权转让提供坚实基础，并可能对中国展开新一轮的“绿色技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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