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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系列技术禁令和企业制裁实现对中国的创新遏制。
最后，美国或将通过“绿色金融战”
加大对气候融资与绿色资本流动的国际操控。
世界经济的低碳转型升级使得国际资本将更青睐具备潜力与产能的绿色新产业，各国绿色产业的发展潜力与优惠政策将成为吸引外国优质投资者的新条件。
与此同时，新一轮与低碳投融资相关的绿色金融博弈即将开启。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为华尔街银行设定气候影响的全球标准，财政部和监管机构正拟定加强要求企业揭露环境冲击的规范。
由此可见，美国可能通过新的“全球标准”
在绿色资本的国际流动中实现干预和操控，包括对绿色投资提出准入限制，或在绿色低碳相关股票和债券指数的成分股中加入或剔除中国企业以直接影响投资者的判断。
（三）全球气候治理下的中国应对
西方国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达峰，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尚未实现，仍担当“世界工厂”
角色，从“碳达峰”
到“碳中和”
的过渡期仅有30年，远低于发达国家的60—70年，减排形势相当严峻。
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就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
能否在气候治理上获得国际影响力，并不取决于减排承诺的大小，而应取决于对自主贡献的执行力。
面对全球气候治理与博弈，中国应坚持自己的目标，团结可以团结的盟友，积极维护本国切身利益，做好阶段性的气候治理全面布局。
首先，中国在短期内应布局“气候舆论战”
，掌握气候治理的全球话语权。
中国在推动低碳减排的过程中不得不以部分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中国既要表达自身的减排决心和自主贡献目标，也要对外多提中国低碳发展的巨大付出，不断提升国际公信力。
因此，在短期内，中国应积极布局气候低碳领域的舆论战，努力提升气候治理的话语权威，不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舆论指责与牵制。
其次，中国在中期内应布局“低碳技术战”
，开展气候治理相关产业政策调整与技术成果转化。
具体而言，应广泛建设绿色创新重点实验室和基地平台，建立绿色成果转化市场，对开展绿色高新技术的初创企业提供资金上的政策支持，设立绿色科技创新基金与绿色技术产权信息服务平台。
同时在国际市场中要提前预防美国可能在低碳技术方面对未来中欧绿色合作展开的破坏和阻挠。
最后，中国在长期内应布局“绿色发展战”
，走不被他国牵制的“中国模式”
。
在气候治理谈判上，中国应秉持着“美国先行”
的原则，美国有义务率先实现自身承诺的气候目标。
气候峰会反映了美国可能将气候问题作为限制其他国家发展的手段，但未必会将自身带进减排困境，若美国未能如期兑现气候承诺，反而进行回避与逃脱，将令其他国家陷入低碳竞争的困局。
因此，中国要在长期内走好“中国模式”
，将低碳经济转型作为提高国民经济发展质量的方式，而不仅仅将气候治理当作国际谈判与博弈的政治筹码，更不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约束和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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