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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生活的时代，前半生还是元朝的天下。
按常理说，作为大元的子民，无论怎样应有些许合作，但宋濂不然。
与其说这是他作为一个汉族知识分子的操守，不如说他为人太冷血。
宋濂绝不同情落后者，元朝已衰败，他根本看不起它，何必与一个没了前途的政权周旋？
这样的决定是痛快的，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做出这一重大决策。
憨山大师说：“临崖勒马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迟。”
正是如此，宋濂绝不把有限的精力浪费在“江心补漏”
上，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他不同情落后者，看似无情，其实多情。
多情人偏为无情之事，为的是真正做出有隋有义的事情来。
当时元朝气象衰败，大势去矣。
在这样的时世当中，宋濂自然不肯为朝廷卖命。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而识时世者必将成为大人物。
于此，识时世大于识时务。
识时务者识小，识时世者识大；识时务者识眼前识时世识眼前更识身后；识时务者不识世，识时世者既识时务而又识时世也！
同为智者而非同道也
不妒不争，人不能伤我。
宋濂只有一个，刘伯温也只有一个。
二人同时效命于朱元璋，走的是不同的道路，要是宋濂事事与刘伯温一样，就无出息。
因为既然一样，那么朱元璋有刘伯温就可以了，何必再要他宋濂？
宋濂深知此理，事事以刘伯温为尊，绝不在刘伯温面前抢风头。
他越是成全刘伯温，越是显出自己的肚量与水平。
《梵网经》说：“恶事向自己，好事兴他人。”
就是讲要成全别人，这样才能成全自己。
《理趣六波罗蜜多经》说：“离贪嫉者，能净心中贪欲云翳，犹如夜月，众星围绕。”
就是讲戒贪戒妒，才能成就一个真正的大人物。
宋濂居家时，于佛理研究极深，如今他处于刘伯温与朱元璋之间，便事事谦让，卑己而尊人，实是晋身荣己的最佳办法。
一个人光有志不足以成事，要找到志同道合者，才足以成大事。
宋濂深晓此理。
在认识时世，而又明白成事之理的情况下，宋濂结识了刘伯温这样的人。
因为刘伯温与宋濂一样，都要做大人物，宋濂与刘伯温一同投到朱元璋的门下。
朱元璋手下群雄众多，就缺乏像宋濂、刘伯温这样有见有识的谋臣。
他们可以为朱元璋指点江山，纵谈天下大事，并可以为英雄在战略和战术上都给予帮助。
然而宋濂并没有在这方面给予帮助，他同样不随波逐流，他有他的干法。
宋濂让刘伯温去做谋臣，他只做文士，便超然于谋臣之上。
教化胜过权谋
教化是一种大权谋。
宋濂选择一条教化的道路。
从中可见宋濂是多么有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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