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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即位以后异事纷呈。
自甲申战后，帝国流言四起，曰变曰破立者不绝于耳。
光绪虽然刚刚成年，不谙世故，也屡屡在翁同龢耳边表达破旧立新之意。
翁同龢的意思是：“治大国如烹小鲜。
何为重何为轻？火候为重，力道为轻。”
他劝皇帝要韬光养晦，静待时日。
的确，世上事多有忌讳，明明是好事一桩，若是犯了忌讳，也会变成坏事的。
虽然慈禧太后给光绪帝颁发了亲政懿旨，说：“前因皇帝甫经亲政，决疑定策，不能不遇事提撕，勉允臣工之请训政数年。
两年以来，皇帝几余典学，益臻精进，于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措置合宜，深宫甚为欣慰。
明年正月，大婚礼成，应即亲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
翁同龢却看出题外之意——光绪亲政那是万万急不得的。
自同治朝以来，太后垂帘听政却稳操权柄，仿佛一个吸了多年鸦片之人，权力之瘾说戒就能戒？翁同龢自是不信。
而当下最紧要关头，则是防止急躁冒进之徒以献策为名上治国策，以收名利双收之效，但说到底却是误国之最大祸患。
那些日子，翁同龢惊闻东北皇家祖陵山崩千余丈，便担心会被有心人加以利用，以作为“极言时危，请速变法”
的凭证。
果不其然，南海布衣康有为就洋洋洒洒上写万言书，试图有所作为。
在翁同龢看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到京之后，试图交结的多为朝中重臣：工部尚书潘祖荫、吏部尚书徐桐、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以及国子监祭酒盛昱，等等。
一个不第举人，如此热衷联络官场中人，这不免引起他的注意。
起初，翁同龢以为布衣康有为定会四处碰壁的，却不料其他人等除徐桐之外，都与康有为见了面。
有些做深入之谈，有些更引为知己。
麻烦的一点还在于，多事的盛昱竟然将康有为的惹祸文章转到他翁同龢手上，试图让皇上革旧维新，励精图治。
翁同龢一方面在心里批评康有为多事，盛昱不懂政治，一方面也为每况愈下的时局忧心忡忡。
毕竟都是局中人，避而不谈时局并非就可以避祸的。
自光绪九年（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以来，帝国变得日益不堪。
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声明中国自北越撤兵，调回边界。
马尾海战，福建水师舰船被击沉七艘，官兵伤亡700多人。
马尾船厂亦被毁于一旦。
光绪十一年（1885年），帝国和日本签订《天津会议专条》，规定自“甲申政变”
后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日后朝鲜若有变乱或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派兵，彼此应先行知照，事定仍即撤回。
帝国在朝鲜长达千余年的特殊地位被日本国染指了。
翁同龢悲愤莫名。
而就在同一年，李鸿章和法国人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
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
；中国日后建筑铁路应向法国商办。
自此，帝国西南门户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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