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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康熙走过哪里，又看到些什么呢？事实上从历史的记载来看，他的行走首先是一次人文行走。
康熙来到泰山，到泰山极顶“孔子小天下处”
体味“天下在眼中”
的意境；他渡过黄河、渡过长江，目击两大文明的渐次更替与此消彼长；随后他来到江南，在金山、焦山以及苏州虎丘看江南草长莺飞、柔顺可人……这些行走毫无疑问丰满了康熙的人生经验，但康熙却不满足于此。
因为他的行走不是肤浅的、平面的，而是深刻的、立体的、是让现实向历史致意的。
康熙在过苏州虎丘等地后，专程来到江宁，祭奠明孝陵，并写下《过金陵论》一文，与已故的明君探讨王朝得失的政治智慧和为人君者的酸甜苦辣；康熙还走到曲阜，致敬孔庙，游孔林，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大礼，并且在诗礼堂听监生孔尚任讲经。
康熙对中华文明渊薮的顶礼膜拜毫无疑问表达了一个帝王的价值取向与学习趣味。
作为一个学习型的皇帝，康熙在这方面应该说是身体力行的，不仅仅做个姿态而已。
当然，要是细心考究的话，康熙6次南巡还有很强的政治意味在里头。
康熙首次南巡时没有带皇子随行，从第2次开始，他就有意带皇子们出来走走看看，一方面丰富他们的人生阅历，另一方面也有从中考察他们素质、能力与人品的意思。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正月，康熙第2次南巡。
他只带了皇长子胤禔随行，皇太子胤礽和诸皇子只能在康熙结束南巡后跑到天津码头去接驾；第三次南巡时康熙带的皇子比较多，除了皇长子胤禔外，还有皇三子胤祉、皇五子胤祺、皇八子胤禩、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祯。
皇太子胤礽仍旧没有随行。
直到康熙第四次南巡时，皇太子胤礽才有机会跟着父亲出去走一走。
但他的运气似乎格外不好，刚走到德州就生了一场大病，趴半道上了，搞得康熙兴致大减，只得临时决定先回京再说。
这样的遭遇体现在立储问题上，康熙也是矛盾重重。
皇太子立了再废、废了再立，立了又废，二立二废中，皇权政治在一路行走里隐晦曲折地表达出来，其中深意大可玩味。
皇权政治是一方面，官场政治则是另一方面。
在康熙历次南巡过程中，大清官场的政治生态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负责接待的地方官员与康熙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猫与老鼠的游戏，双方的互动或者说博弈于无声处听惊雷，很微妙，有时也很暴力。
江宁巡抚宋荦因为3次接驾有功，康熙称赞他“尔做官好”
；曹寅因4次接驾有功，又个人捐银5万两修建康熙行宫，受封为通政使衔。
与此相反，江宁知府陈鹏年因为对接待工作出工不出力，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被夺官，最后进了武英殿当一个修书的小编辑，了此残生。
但是康熙的驭臣之道并非赏罚分明这么简单。
有时候官员们工作做过头了，也会挨批。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南巡到江宁，见玄武湖中摆放了很多豪华彩船欢迎他，很有浪费民力的嫌疑，康熙就语重心长地批评两江总督傅拉塔，要他爱惜民力，不要一味逢迎。
傅拉塔当然是比窦娥还冤：凭什么曹寅捐银五万两可以青云直上，而他却费力不讨好？！
只是这样的“冤情”
他没处说去。
作为康熙的领导艺术，要的就是手下官员们永远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所谓圣心不可测也。
康熙除了南巡，另外还有北狩。
从某一个方面来说，北狩比南巡更能体现其生命的怒放和意识觉醒。
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在塞外设立木兰围场。
这个围场面积不是一般的大，那是相当的大。
南北达200余里，东西长300余里，是比一座大山还来得庞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
此后，康熙差不多每年五月就要离京去木兰围场打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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