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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是他的生命狂欢与硕果累积，因为每年都有所得。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康熙惊喜地发现，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件非常令他骄傲的事情：“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十四、狼九十八、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
朕曾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得此一日之数也。”
（见《清会典事例》）一天之内射兔318只，这绝对是个骇人听闻的数字。
虽然康熙围猎，帮手多多，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但有如此成果，还是能说明这个帝王张扬的生命观和“我能我可以”
的自信心态。
张扬和自信的其实不仅仅是康熙一人，而是整个王朝。
为了弘扬八旗军的亮剑精神，康熙要求兵部下达文件，每年派兵12000名前往木兰围场轮训，重新体验生命的**与丛林法则。
最主要的，这种轮训不仅在官兵之间进行，康熙还将范围扩大到文职高官。
《清实录》里记载说，“部院衙门官员，不谙骑射者多”
“行猎亦著一并派出，令其娴习骑射”
。
于是，怒放的生命从一个人扩展到一群人身上。
这个帝国的精英阶层人人居安思危，于盛世中不断挑战自己——发现目标，攻击目标。
执行，没有任何借口。
而猎场合围则体现了一种团队精神。
《承德府志》中生动地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发现有熊虎等大型猛兽时，康熙先冲上去过把瘾，举枪或搭箭射击。
如果不中，康熙闪，御前大臣顶上，进行追射；再不中的话，随围官兵入场，策马追杀，必欲除之而后快。
如此，很少有野兽能全身而退的。
它们其实死在了一种精神之下。
这种精神，自晚明以来已经不复存在了，可康熙却将它重新召唤了回来。
它首先是一种帝王精神，明朝万历皇帝懒于理政，20多年不去上班打卡，自个躲在后宫生闷气，大明朝的精气神到了他那儿，算是断了，而康熙御门听政，每天乐此不疲；木兰围猎，提升生命底气，帝王精神，自是气象万千。
其次，它还是一种同心精神。
熊虎等大型猛兽出现时，康熙为什么敢先冲上去射击？就是因为他相信，他的身后有团队，他身后的团队是跟他同心同德的，是可以以性命托付的。
从他而下到御前大臣，再到随围官兵，每个人都把自家性命托付给下一个团队链条，那些团队链条上值得信赖的生命体，这真是帝国最生动最有价值的部分。
反观崇祯朝，崇祯帝一人不可谓不励精图治，宵衣旰食，试图挽狂澜于既倒，而他身后的团队，却个个束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以至于崇祯在煤山吊死之前悲愤地说出“文臣个个可杀”
的话语。
这应该说是同心精神的失落。
熊虎等大型猛兽出现了，崇祯只能孤身一人冲上去射击。
他的身后，站满了随时准备拔腿开溜甚至拿起石头要砸他的人儿，这样的末世情景，毫无疑问是令人伤感的。
所以，两相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康熙是开风气之先的，以他张扬的生命态度。
虽然他不是立世之君，但是开一代王朝万千气象，康熙无疑是做得最好的那一个。
二
一个在体能上完全超越自己的人，在精神上也不可能自甘堕落。
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曾经在康熙身边工作和战斗过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在回国后献给法兰西皇帝的《康熙帝传》中，这样写康熙的人生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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