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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自然是身体力行，乾隆帝也对秋狝大典重视有加，自乾隆六年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乾隆秋狝次数竟达四十次之多！
毫无疑问，这是盛世之君的自我操练，也是帝国精气神旺盛的重要表征。
但是盛世的荣耀往往是衰世的尴尬。
嘉庆皇帝画虎类猫，气喘吁吁，在祖宗留下的国之大典上经常力不从心，洋相尽出，无情地泄露了大清王朝盛世中衰的消息。
嘉庆在位二十五年，举行“木兰秋狝”
11次，即嘉庆七年（1802年）、嘉庆十一年（1806年）、嘉庆十二年（1807年）、嘉庆十三年（1808年）、嘉庆十五年（1810年）、嘉庆十六年（1811年）、嘉庆十七年（1812年）、嘉庆十八年（1813年）、嘉庆二十年（1815年）、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
次数不可谓不多，但几乎每一次，他都走得泥泞艰难，首鼠两端，就像这个王朝的沉重行走一样，跌跌撞撞，险象环生，令人唏嘘不已。
嘉庆七年是嘉庆帝第一次正式举行秋狝大典的年头。
事先，他有很多美好的想象，可最终却只拥有一个伤感的结果。
因为在永安莽喀行围过程中嘉庆皇帝发现，野兽稀少，特别是“鹿只甚少”
，以至于无法行围。
事实上这不是生态问题而是管理问题。
管理围场的大臣庆杰、阿尔塔锡等人由于长期玩忽职守，允许人马车辆随意出入，以致围内野兽稀少。
第一次秋狝的流产似乎是嘉庆王朝不祥的开篇，嘉庆皇帝很难想象在康乾盛世会有此类事件发生。
因为从表面上看，野兽稀少是个小问题，其实质却是王朝精气神的流失——这个王朝不谙武事久矣，等到重新抖擞精神时却再找不到可以擒获的猎物。
没有了猎物的猎人还是猎人吗？嘉庆估计是不敢回答这个问题的。
嘉庆帝在第一次举行秋狝大典前曾经发表过**洋溢的讲话。
他说：“秋狝大典，为我朝家法相传，所以肄武习劳，怀柔藩部者，意至深远。”
他还说，“朕披览奏函，瞻依居处，不觉声泪俱下。”
但是最终，真正落到实处的却只有“声泪俱下”
四个字。
嘉庆帝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秋狝依旧受困于野兽稀少的问题。
要分析其中的原因，有“该处兵民，潜入围场，私取茸角盗卖”
造成的，“又有砍伐官木人等在彼聚集，以致惊窜远飙，而夫匠等从中偷打，亦所不免”
，所以“鹿只日见其少”
，但最终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管理围场大臣平日不能实力稽查，咎无可宥”
，嘉庆由此将管理大臣、副都统韦陀保等交部议处，并且把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以来所有的管理大臣一一拿来查议，过关，还在制度层面上完善和强调了相关的管理章程。
这差不多可以称之为一个王朝的亡羊补牢，也许效果不能立竿见影，但是聊胜于无。
嘉庆为了早日恢复秋狝大典的尊严，甚至出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规定——将鹿只的增多与管理官员的奖励联系在一起。
他试图通过奖罚手段快速达到目的。
但是，目的还是没有达到。
接下来，嘉庆惊骇地发现，他的每一次秋狝行动都能发现帝国的新问题。
这其中不仅有管理问题，还有疲软问题，擅离职守问题以及制度弊端，等等。
嘉庆十一年（1806年）木兰秋狝，竟然发生了管理围场大臣、侍郎、副都统明志、散秩大臣舒明阿等人擅离职守，由围场外前往看热闹的咄咄怪事。
木兰秋狝，堪称一场军事行动，皇帝的安全是重中之重，这些管理大臣们却毫无安全意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帝国“疏懒不堪”
的现状。
同样是在这次秋狝过程中，嘉庆还发现了官兵倒卖官配马匹的现象，其目的只为中饱私囊，此举导致很多官兵围猎时无马可骑，只能跟在皇帝后面瞎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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