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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宁远州知州克星额简直是拎不清。
平日有外省州县官过境时，他还知道出迎，现在嘉庆皇帝来了，他却一个劲地到前面去查看道路去了。
嘉庆帝认定他事先不做好道路维护工作，临时抱佛脚，是“昏庸玩误之员”
，立即将他革职，发往热河当差去了。
在祭祀扬古利、费英东时，嘉庆还发现了腐败现象——他所行的道路并非直路，竟然多绕行四里多。
这说明修路官员借修“御道”
之机向朝廷多要银两，个中腐败情形不言而喻。
可嘉庆生气的不仅在这一点上，因为“绕道开修新路，将旗民田亩平治除垫者，不知凡几”
，他担心原本就紧张对立的官民关系在这件事上又雪上加霜了。
另外在东巡谒陵途中，嘉庆还遗憾地发现——为了修道派夫之事，酷吏横加催派，以至于发生了酿毙人命的事情。
这样一桩恶性案件的发生为他的第一次东巡谒陵蒙上了重重阴影。
这个帝国，真是没有一件事情是吉祥的。
好事都能变成坏事，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指向了帝国的宿命，那就是磕磕绊绊，几无善终。
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在痛定思痛之后，嘉庆皇帝准备第二次东巡了。
他原以为，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帝国的创伤应该都抚平了，起码道路不应再泥泞难行。
但他想得还是太简单了，这一回的问题不是发生在道路上，而是发生在人心里。
大学士松筠以“三辅抗旱”
为由谏阻嘉庆东巡，这实在不是个好由头——帝国这么大，几乎每年都有某某地方抗旱的消息传来。
如果因为这个理由不能成行，嘉庆皇帝简直要抓狂了。
由于到此时嘉庆执政帝国已经23个年头，大概很有“时不我待，来日无多”
的感觉，所以这一次的东巡，他的欲望格外强烈，对谏阻者的处置也比较严厉。
最终，大学士松筠因言获罪，被革去大学士、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等职，但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才准开复原职。
嘉庆就此事向大臣们辩护说：“成汤遇旱，六事自责，六事中有谒祖陵一节乎？”
意思是谒祖陵不受天灾的影响或干扰。
但是干扰却此起彼伏了。
松筠因言获罪后，御史吴杰前赴后继，他针对谒陵派差一事，奏请嘉庆皇帝禁止差务派累。
另外在嘉庆下令求言后，有3名御史对处理松筠一事提出不同的意见，请求仍将大学士松筠召还内用。
御史李广滋还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盛京为准备谒陵大典，竟按亩向百姓摊派钱款，给民众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所有这一切都让嘉庆皇帝恼羞成怒。
东巡路上干扰多，不反击是不行了。
嘉庆一方面指责三御史“莠言乱政”
，另一方面严惩李广滋。
嘉庆下令：“李广滋不胜御史之任，著撤回原衙门，仍以编修用。”
此后不久，李广滋被革职拿问，最后发配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这就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的大清帝国。
这一年，嘉庆五十九岁，年届花甲。
当他历经万般阻挠，东巡成功，终于站在祖陵面前时，嘉庆皇帝便忍不住含泪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子孙若稍存偷安耽逸之心，竟阙此典，则为大不孝，非大清国之福，天、祖必降灾于其身，百官士庶，若妄言阻止，则为大不忠，非大清国之人，必应遵圣训立置诸法，断不可恕，况乱臣贼子，岂可容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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