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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各方混战一场，吐旧纳新，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朝代循环。”
事实上同治王朝已然走到新一轮朝代循环的节点。
天子的权力被悬置了，太平天国，捻军，小刀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当然还有前所未有的外患。
所有这一切的联合作用完全可以将两个女人同治的帝国予以摧毁——在这个过程中，同治帝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他还是个孩子，一个无所作为的帝国灾难旁观者和受害者，仅此而已。
但帝国却意外地没有沉沦，相反，它走向了中兴。
因为出现了以下这些名字：奕訢，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彭玉麟，张之洞，他们在这个王朝不约而同地涌现并且集体发力，终于挽狂澜于既倒。
文祥，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进士，同治十三年（1874年）升任“武英殿大学士”
。
他做过的官职：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工部侍郎、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直至武英殿大学士。
毫无疑问，这是个在宦海很有成就的人，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与恭亲王奕訢联名上疏条陈六事：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
这是同治朝改革的总纲领。
文祥和奕訢则是幕后最重要的推手，从这一举措或者说时刻出发，直到1894年甲午战前，危如累卵的帝国赢得了差不多30年的发展窗口期，这使它在最后时刻走向软着陆，帝国有惊无险了。
我们来看这份特殊时期的改革总纲领，看看两个历史推手手中的宏伟蓝图是如何变成现实的。
练兵：在北京创建神机营，在上海收编戈登的常胜军，并入淮军之中。
这些新式军队配以洋枪、洋炮，以和国际接轨。
简器：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局”
，在北方创设天津机器局，以达到“若果能与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
（李鸿章语）的目的。
造船：主要是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建了一个“轮船制造局”
，该局前后造船40艘左右。
筹饷：曾国藩办湘军要钱，左宗棠西征要钱，李鸿章把淮军带到上海去打仗也要钱，这些钱最后都解决了。
用人：主要是用“懂得洋务的人”
。
一方面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另一方面也在国内造就洋务人才。
同治元年（1862年），恭亲王和文祥在北京设立“同文馆”
，5年后增加了一个“天文算学馆”
。
学习的科目包括外国文、汉文、历史、地理、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天文、化学、测量、万国公法、金石（矿冶）、富国策（经济学）、译书（翻译实习）等。
与此同时李鸿章在江南制造局附设译书局，左宗棠在福州马尾的轮船制造局附设船政学堂，其目的都是为了造就洋务人才。
以现在的眼光看过去，这五项改革措施只是经济改革的尝试之举，但在当时，收效却很明显，太平天国，捻军，小刀会，都在同治朝富国强兵的背景下被平息了，起码暂时平息了，而欧美各国也似乎乐见一个古老的国度与他们接轨，乐见一个古老文明的惆怅与嬗变。
1872年，一位驻中国的外交官甚至不无妒忌地在一封信中写道——中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整个官僚阶级都决心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兵工厂和造船厂的产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国建造的军舰不久就将达到欧洲的最高水平……
只是这样的局面并未持续多久，就像文祥临死前所担忧的那样——改革总纲领能走多远，关键看人心。
这个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人忧心忡忡地上了一份遗奏，表达了对人心的担忧：“如今日议之行之，而异日不能同心坚持，则不如不办……所谓必须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历久永远一心，即此意也。”
世上事唯“持久”
最难。
事后证明，文祥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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