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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大学士倭仁就站出来坚决反对办洋务。
这位同治年间的顽固派首领反对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反对选用科甲官员入馆学习天文、算学，后又长期反对清政府兴办洋务，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
又说，如果一定要造就天文、算学方面的人才，切不可请洋人来当什么教授，“应求中国能精其法者”
。
当然倭仁所谓的“中国能精其法者”
只是个概念或者说馅饼而已，当慈禧太后令他“保荐几个来”
时，倭仁给出的回答是：“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
种种因素导致同治朝的改革不可能走多远。
这一方面是顽固派的坚强存在，另一方面则在于“经改先行、政改不动”
模式的先天缺陷。
撕开包装，我们看到，同治朝的改革分明是向后看的改革，是精英们做出的向康乾盛世致意的最后努力。
朝廷内外，几乎集体洋溢着田园牧歌式的怀旧情感。
儒教重回大地，慈禧太后或者说同治朝的执政合法性得到了默认甚至鼓励……
与此同时，日本也在改革。
这是相对于皇权专制体制的西方宪政体制改革。
在那位忧伤的年轻人——日本天皇明治的身边，聚集了这样一批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西乡隆盛，当然还有思想家福泽谕吉。
这是一批日本的改革精英，一如中国的改革精英一样，他们也选择了在历史的断层时刻集体做一次前所未有的努力。
只是他们的改革路径与中国人截然相反。
向前看，政改先行。
当李鸿章着迷于军事层面的变革，缔造北洋海军时，伊藤博文却设计了日本的新宪法，新宪法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重视人权的法律，这样一部法律的出现最终将日本推进到现代国家的行列。
所以当同治中兴后，清政府自得于拥有世界第8大海军力量，而日本只是第13位时，日本却出人意料地在1895年击败中国，并在1905年击败俄国，成为近代史上第一次也是第一个打败欧洲国家的亚洲国家。
同治中兴的胜利成果最终不堪一击。
一个王朝的突围被历史证明未能走出多远，看上去更像一次自我安慰和回光返照，虽然红光满面，却是虚假**。
所以，那些同治精英们的努力到底昙花一现，落花流水春去也。
只是可怜了同治皇帝，又一次担了误国的罪名，尽管他的身份只是看客而已……
二
帝国衰败的表征，有很多关键词可以提示。
这其中，最准确的词汇应该是“礼崩乐坏”
了。
同治十二年（1873年），翰林院编修吴大澂向亲政不久的同治帝上了这样一道奏折：“若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不独国家无此政体，即在廷议礼诸臣，问心何以自安？不独廷臣以为骇异，即普天臣民之心，亦必愤懑而不平；即皇上招携怀远，示以大度，不难从一时之权，而列祖列宗二百余年之旧制，又安可轻易乎？”
吴大澂在奏折中甚至直言：“朝廷之礼，乃列祖列宗所遗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
吴大澂奏折的提出事实上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同治帝亲政后，英、法、俄、美、德等国以公使团名义联名照会总理衙门，向清廷提出觐见清帝、呈递国书的要求。
但是以什么礼仪觐见，准确地说是否以跪拜礼觐见清帝，成为这项外事活动能否成功进行的关键。
外国公使团当然是不肯跪。
80年前，马戛尔尼坚持以“单腿下跪”
而不是“双腿下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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