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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挞民族虚无主义思想，这一点与胡适的“全盘西化”
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大众性
陶先生的中西文化教育观处处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事事强调文化教育要为大众服务，大力提倡“大众教育”
、“大众文化”
，倡导“教育为公”
、“文化为公”
，反对由少爷小姐垄断文教事业的“小众教育”
、“小众文化”
，倡导并大力组织各种文化下乡、教育下乡，推广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领导和倡导白话文、大众文、大众语，反对文言文、八股文，更批评胡适脱离大众、内容贫乏、形式别扭的“新诗路线”
。
在文化教育为大众服务的根本问题上，陶先生与胡适“全盘西化”
、辜鸿铭的文化复古派以及文化本位，文化折中论者有着根本的不同。
（三）爱国性
陶先生的中西文化教育观还有一个特点，即它的爱国性。
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
、“七·七”
事变，大举侵略中国之际，陶行知义愤填膺，在国内文教单位和国际舞台上，发表陈词慷慨的演说，怒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抗日救国成了陶先生中西文化教育观的主题曲、主旋律。
他在评价中外文学作品和历史人物时，批评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投降妥协和不抵抗的思想，号召国人不要当列夫·托尔斯泰的信徒，而要学习史可法死守扬州、浴血奋战的牺牲精神。
倡导文艺战士上前线，为前方抗日将士献艺慰问。
他发动“国难教育”
、“战时教育”
，组织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共赴困难”
，投身抗日救国的斗争活动。
他写诗撰文揭露、批评胡适、蒋介石投降妥协政策，更鞭挞胡适故意放走帝国主义这个“大鬼”
，向日寇“送大礼”
的卖国行径。
他赞扬中国“义勇军进行曲”
的嘹亮歌声在德国、英国、美国的华人社区响起来，称赞重庆育才学校培养反抗侵略的小战士的爱国宗旨。
所有这些都说明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具有鲜明的爱国性的特点。
（四）科学性
陶行知大力提倡“科学教育”
，倡导“科学下嫁运动”
，提倡人人接受科学的洗礼，个个吃“科学果子”
，尝“科学点心”
，大力编辑出版儿童科学普及教育丛书，提倡培养人才要有“科学的头脑”
，反对各种封建迷信。
他的中西文化教育观的理论本身，从适合中国国情出发，逻辑内涵外延清晰适中，表述恰当、辩证，具有科学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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