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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吾国儒家哲学为本位，而后本大道并行、万物并育之旨，可集合众家之说，以汇为一大洪流。”
[26]1935年初，萨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熔融西方文化，虽有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本的意思，比起“全盘西化”
更具民族性，但其“本位”
易被误为“中学为体”
，“为我所用”
易被误为“西学为用”
，故理论逻辑不完善。
另外，有些文化折中论者，主张“一面要保存中国的优秀文化，一面又要采纳西洋技艺”
，“以充实体，以用补助用”
。
这种貌似中庸、公允，实质上逻辑混乱，最后又要回复到“中体西用”
的老路上去。
陶行知既反对文化折中论，又不赞成文化本位论。
他在表述中西文化观时，不用“体”
与“用”
、“本位”
与“非本位”
的概念，而用“适不适”
的名词。
他认为，中国文化教育并非全坏，西方文化教育并非全好，各有优缺点，各存精糟。
对于中外古今文化教育的“去与取”
，“只问适不适，不问新与旧”
，也不问中与外。
凡是适合中国国情，则取之；凡是不适合中国国情，则去之。
这种看法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的，也是辩证的、合理的。
它在理论逻辑上比“文化本位论”
和“文化折中论”
更胜一筹，在实践上更符合中华民族发展的需求。
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既不同于“全盘西化”
和文化复古主义，又有别于“中国文化本位论”
和文化折中主义。
它内容丰富，自成体系，颇具自我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有四个。
（一）民族性
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即强调中华民族的民族性。
他提倡大力挖掘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以三“适应”
为取舍标准，反对“仪型他国”
，抄袭外国文化教育，批评形形式式的“外国病”
、“洋八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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