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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深入剖析旧教育思想的实质及其在现行教育中的危害，发展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不断探索和开拓为人民大众的生活教育。
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陶行知把生活教育运动和中国人民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现实斗争密切结合，反对形形色色的“麻醉教育”
、“奴化教育”
、法西斯教育。
1932年，陶行知在一次讲演中把劳力与劳心的分离提高到“目前中国教育的两条路线”
的高度。
他说中国的“农工阶级”
，“是劳力而不劳心，做工而不读书”
，只能造成“田呆子”
、“工呆子”
，“他们受尽了剥削，还不知道什么道理，只是听天由命”
；而一般“读死书”
的“书呆子”
是“不去生利”
，也“是不肯用他们的贵手来与工农合作的”
。
我们“必须打破传统的教育”
，要使劳心者劳力，劳力者劳心，才能使头脑解放，使双手解放，“使他们为自己创造，为社会创造，为国家创造，为民族创造”
。
[24]打破传统教育和现行教育的错误路线，我们才能够“造成极伟大的民族力量，来解除一切困难。”
[25]
这个时期，陶行知进而明确提出文化教育“是民族大众解放的斗争武器”
，必须把这个武器从“小众”
的手里解放出来，用前进的思想唤起人民大众。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把那些麻醉人民、奴化人民的东西“一扫而光”
。
什么是麻痹人民的东西？他说有“黄金！
美人！
醇酒！
大官”
等**，但是还有比这些“麻醉力”
更大多少倍的，是那许许多多的“歪曲的理论”
——“博爱！
爱敌！
明哲保身！
听天由命”
；“三天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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