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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抵抗主义”
，“攘外必先安内”
，“读书救国”
……他痛斥那时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这些“有形无形的麻醉品”
，指出必须把它们清除，“那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战斗力便如千军万马向前冲来，谁能抵挡！”
[26]
陶行知在研究苏联宪法中的公民权利时，指出教育“在资本主义的国度里，都是小众的权利”
，大众“受着别人麻醉自己的教育”
。
他说教育“是人民应享的权利”
，但这种教育当然应是“人民生活所必需。
倘不是人民生活所必需，那就不能成人民所应享的权利”
。
“教育若想做到为人民生活所必需，就得为人民增进幸福而不再是少数掌权者统治人民，麻醉人民，欺骗人民，压迫人民的工具”
。
他从而得出“教育本身必定要起质的变化，才能当作人民的权利看待”
[27]的结论。
陶行知揭示了教育的思想政治方向决定教育的性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结论。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他坚定地反对国民党政府实行思想统治的法西斯教育，反对把儿童、青年和人民大众的头脑裹成“三寸金头”
，主张解放学生和人民的思想，实行民主的教育、创造的教育。
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陶行知对旧教育的批判在思想上理论上逐步深化，从对传统教育、洋化教育的批判到对现行教育的批判，矛头直指封建、买办法西斯教育，在批判和实践中发展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
（三）生活教育理论与教育历史遗产的批判继承
陶行知深刻地批判了中国旧教育的弊病及其实质。
他主张中国教育必须根本改革，但不是全盘否定教育的历史遗产；他介绍和吸收外国教育学说与经验，但反对照搬外国。
他批判了传统教育陈旧、腐朽的东西，但他的教育理论和方法批判地继承了教育史上的优秀遗产。
他批判洋化教育，是批判那些不适合中国国情和不为人民大众生活所需要的、脱离实际的东西，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却脱胎于杜威的教育学说，并且批判地、有选择地吸取了杜威的和西方教育科学中合理的成分。
陶行知是立足在中国的土地上、从中国社会生活实践的需要和中国的国情出发，总结了新教育运动的实践经验，吸取了中外教育的成果，探索和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教育。
有人说他的教育思想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同时还应当说陶行知是“五四”
以来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冲突中比较正确地对待中西文化教育关系的教育思想家。
他的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发展，既反映了世界现代教育发展的趋向，又充分显示了本民族的特色。
陶行知在提倡教育革新时，主张必须研究中外的教育经验。
在《中国教育政策之商榷》一文中主张“用批评态度，介绍外国文化，整理本国文化”
，同时“鼓励专家研究试验符合本国国情适合生活需要之各种学校教育，以作学校化学校之根据”
，[28]即推广有效的实验，推动教育改革。
在批判“伪知识”
的时候，他也说过：“整理国故如同清理银行账目一样，是有他的位置的”
[29]。
在论述生活教育的特质之一是“有历史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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