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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适于昔者未必适于今。
徒执古人之成规，以解决今之问题，则圆枘方凿，不能相容，何能求其进步也？”
不除“因袭陈法”
之弊，就不能“求教育之刷新进步”
。
中国近代新教育产生以来，介绍外国的教育学说和经验，这对于促进中国教育变革是必要的。
陶行知也介绍了西方的教育，包括杜威的教育学说。
但是，在中国如何对待外国的教育经验？陶行知总结新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当时新教育运动的倾向，尖锐地批判了“仪型他国”
——照搬外国的弊病。
我国自兴办新学以来，先学日本，后学德国，继学法国、美国，“五四”
时期，尤以学美国为时尚。
陶行知指出：“今之所谓新人物者，辄以仪型外国制度为能事，而一般人士，见有能仪型外人者，亦辄谓新人物”
。
陶行知认为，照搬外国未必就是“新的”
，亦未必能使中国教育革新。
因为外国之发明多经长时间的试验，然后公布、外传。
经过辗转传述，往往不得其真；“即得真相”
，“多需时日，恐吾人所谓新者，他人已以为旧矣”
。
不仅如此，“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
同者借镜，他山之石，故可以攻玉。
不同者而效焉，则适于外未必适于中。
试一观今日国中之教育，应有而无，应无而有者，比比皆是。
此非仪型外国之过欤？”
陶行知上述批评是很中肯的。
当时中国教育欲“新”
而仍“旧”
，主要的流弊就在保守复古和照搬外国。
也就是后来他进而批判的“老八股教育”
与“洋八股”
教育。
陶行知认为：教育要“革而新之，其唯试验”
。
陶行知吸取了西方实验教育学的思想，认为西方教育从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福禄培尔到杜威，教育学的进步以及心理学的成就，“无不根源于试验”
。
他的教育试验的主张同时也糅合了中国古代唯物思想。
他说荀子“制天命而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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