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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清界限，而且在表扬时还要根据某种“教义”
严格加以说明，那么陶先生何必要表扬“武训精神”
呢？陶先生一方面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和觉悟”
，另一方面陶先生作为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他的精神是独立的，他不用也不会看什么人的脸色说话。
杨耳没有对陶行知做过什么研究，但是他根据手中的“真理”
，就可以肯定地判断陶行知表扬“武训精神”
是错误的，认为陶行知在反动统治下宣传“武训精神”
比在今天人民取得政权下宣传“武训精神”
的害处更大些，认为这直接“降低与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
[18]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的第一句就提到：“在发表杨耳同志《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意义吗？》一文时，我们希望因此引起对于电影《武训传》的进一步讨论。”
说明了杨耳的这种观点得到了高层的某种肯定，也暗示了要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展开重新评价。
1951年在中共党内重要秘密刊物上的一篇文章完全证实批判陶行知是有计划的一场思想清理运动。
文章说“陶行知在国民党统治时候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行动是接近革命的，但他的教育思想却是改良主义的。
因为陶行知在当时并未接受马列主义，所以他的思想并不正确。
陶行知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在当前革命教育工作中是又能影响的，因此，必须展开批判。”
[19]
张健认为：“今天，来研究陶行知先生的生平和事业，就在于认识陶氏三十年（一九一六至一九四六年）来，如何由一个‘超政治’的迷信‘教育万能论’的改良主义教育家，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遭受失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影响下走向革命的教训：改良主义路不通，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革命才有出路。”
[20]
现在没有证据断定批判《武训传》是在有计划地为重新评价陶行知做铺垫，但是从历史的过程看，又的确是一个“射人先射马”
的策略。
对“马”
的批判还会继续，但是对“人”
的批评已经开始，重新评价陶行知的文章大量出现。
阶级属性显然是评价陶行知思想时遇到的首要问题。
对此，大概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以陶行知的学生戴白韬、董纯才等为代表。
他们和陶行知有无法割断的联系，因此在评价陶行知的时候，在感情和策略上与一般人是不同的。
一个基本的策略是把陶行知的政治立场与教育思想严格区别开来，在肯定陶行知政治上的革命性上决不让步，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则不惜痛批，甚至歪曲。
戴白韬说：“我们研究陶行知先生时，对他政治上属于革命派而教育思想上则属于错误的一方面，应有明确认识。
应该肯定他在政治上是属于民主革命派的。
他在后期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积极领导抗日的救国会，和坚决反对蒋匪法西斯独裁，领导人民民主运动。”
“陶先生后期政治上的进步也影响了一点他的教育思想，例如，他提倡国难教育、抗日教育、民主教育等，这都说明他在教育为政治服务这一方面有了一些模糊的印象”
，“也无疑的对人民是有利的。”
“有些人，因为他错误的赞扬过武训，自比为新武训，就把他和反动的武训看成一样，说他是统治者的帮闲或帮凶，显然是错误的，不合事实的。”
[21]
但是，对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则和马列主义教育思想严格加以区别。
一致否认陶行知教育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否定陶行知是中国新教育的奠基者。
戴白韬说自己犯过严重的错误：“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思想划成等号，混淆起来；没有能够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把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加以分析批判，把陶行知的小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无产阶级教育思想严格地从本质上区别开来。
把两个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思想体系，一个即有人叫作‘陶行知主义’和我们的马列主义，不加以严格划分，只说成它们之间有些区别，而在实质上认为它们是属于一个体系，一个范畴，这就是基本观点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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