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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白韬说从陶行知“三十年的言行看来，他的教育思想一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虽然，他也喊出锄头联合机器来革命（意即工农联合革命），但他的教育思想没有什么改变……陶先生之所以好翻花样，完全是由于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教育救国论的改良主义幻想，灵机一动从经验里想出来的，并不是根据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遵着历史发展规律来从事革命工作的，因此，也就不是从实际出发，不合于中国实际情况。
他也就不是唯物论者。
正是因为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所以他的世界观不是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片面的、孤立的、唯心的经验主义世界观。
也就必然表现在工作上的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小手小脚的，点点滴滴的，没有远大眼光与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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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纯才对陶行知的评价也是一样的思路，他说：“有人说陶先生像武训一样，是反动派。
这种批评是不对的。
从政治上看，陶行知先生是革命派，不是反动派……陶先生是共产党的一位好朋友，自从一九三○年春晓庄学校闹风潮起，陶先生对于在他所领导的教育活动范围内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一直抱着友好的态度，在他们遭受危难的时候，他总是设法营救援助他们的。
‘一二·九’运动以后，他就坚决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和共产党亲密合作。
由此可见，盖棺定论，说陶先生是革命派，这是无可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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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陶行知的教育学说，董纯才认为：“那完全是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翻版，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
“总起来说，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特征是：一，是以‘实际生活’为中心，否定课堂教学；二，过分强调‘共教、共学、共做’，降低教师作用；三，把学生个人生活经验放到第一位，轻视理论知识。
这就使学校教育带上自发性质。
这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是同出一辙的。
这种过分强调个人经验，轻视理论，轻视系统知识，片面夸大生活教育的影响，忽视课堂教学与学校教育的作用的教育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经验主义的教育思想，也是一种自发的教育思想。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要打倒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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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检讨自己1942年3月为“延安新教育学会所编的陶行知教育论文选集写了一篇序，其中曾说陶先生的教育学说含有不少的唯物主义因素，在中国教育思想上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对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奠基石。
一九四七年戴白韬同志在他所著的《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中，说陶先生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的创造者之一。
很显然的，我们对陶先生的这种评价，不仅是过高了，而且是不合事实的”
。
“中国新教育的奠基石，不是别的，而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中国人民解放区人民教育的实践。
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实际情况与总结中国革命教育实践而创立的教育理论。
它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说，是新中国建设的唯一正确的指南针。
而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则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思想，不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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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的另一位高足张宗麟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基本上属于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畴，而不属于共产主义思想的范畴。”
但是，“我们必须把中国小资产阶级进步分子陶行知先生的思想和美国资产阶级杜威的思想划分开来。”
“陶先生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直到一九四六年逝世的一天，他的言论行动还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斗士，倘若活下去是否会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那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做这样预料，因为他已经死了。
他自一九二七年起，确实同情于共产党，到了一九三零年以后，更是愈来愈积极参加爱国运动、民主运动，所以他是靠拢共产党的。
在他的言论中找不出像胡适、晏阳初一流人物的买办无耻的话，也没有像×××封建性的顽固的话，他的行动比较光明磊落。
因此，我认为陶先生是无产阶级的朋友，是中国革命同盟军中最积极的一员，但不是领导革命的先锋队员，当然也绝不是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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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与严追随了陶行知几十年，他认为陶行知是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他说：“从陶先生和共产党的关系来看，也可以见他和资产阶级不同，没有任何资产阶级能像他那样紧靠共产党信任共产党。
他自办晓庄师范起，就日益靠拢共产党，把他所办的教育事业交给共产党人负责。
山海工读团交给了张劲夫主持，我也负责一部分责任。
自然学园是董纯才、戴白韬等同志负大部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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