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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是从自发到自觉地为党的路线服务的，陶行知的“生活教育”
是人民的教育。
须养本、王思清两先生还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
是“把社会生活教育代替学校教育”
，“是学校消亡论”
。
关于这个问题，陶行知自己已经回答了：“当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唯一的教育。”
陶行知在大众未解放之前，以“教人民进步者，拜人民为老师”
作为准则，为教育群众做了大量的工作。
就是在那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是在党的领导下办起了像重庆育才学校这样的正规学校，怎么能说他“把社会生活教育代替学校教育”
搞“学校消亡论”
呢？至于说到他“破坏基础知识的教学”
和“提倡儿童中心主义”
等，由于陶行知确曾受过杜威的影响。
这些问题在他的教育实践中是存在过的，但关键在于他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这些错误在教育实践中逐步得到克服。
重庆育才学校原来是分科学习，但一周也安排四天学基础课，劳动两小时。
陶行知还非常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邀请有真才实学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学者到校任教，注意把教师和学生的两个积极性调动起来，这就是很好的证明。
须养本、王思清两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四人帮干扰破坏教育工作的罪行几乎大部分与生活教育是一致的。”
我们都知道，“四人帮”
干扰破坏教育工作的罪行，首先是两个“估计”
，就是认为十七年来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和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四人帮”
推行一条极“左”
路线，其罪恶实质是篡党夺权。
十七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处于主导地位。
我们有没有“左”
的错误呢？有的。
但这和“四人帮”
的极“左”
路线是两码事。
如果我们把“四人帮”
干扰破坏教育的罪行，也归咎于陶行知，那就走得更远了。
“四人帮”
搞“没有文化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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