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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范畴既不是从前人们的生活，也不是指未来人们的生活，而是指“现代的生活”
。
现代社会是科学昌明的社会，那么生活便是科学的生活；现代社会是不抗日就亡国的社会，那么生活就是国难的生活；现代社会是弘扬民主、打倒独裁的社会，那么生活便是皱取民主的生尖。
（四）大众性。
陶行知的“生活”
不是指小众的生活，而是指大众的生活。
只有大众的生活法才能成为大众的教育法。
在教育的本质问题上，陶行知受杜威的影响较深，所以在其早年时常搬用杜威关于教育的定义，所谓“教育是继续经验的改造”
，“新教育就是用新的原理、新的方法来改造学生的经验。”
但是，随着陶行知社会实践，包括教育实践的进一步丰富，哲学认识论的逐渐转变，他对教育的本质也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他说：“教育就是生活的改造。
我们一提到教育便想到了改造。”
更加可贵的是，陶行知把这一思想继续发展开去，变成了“教育就是社会改造，教师就是社会改造的领导者。”
看到了教育现象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教育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
陶行知认为，在“生活”
与“教育”
这对范畴中，“生活”
是教育的本体，“生活即教育”
。
他说：“是生活就是教育，不是生活就不是教育”
，“过什么样的生活就是受什么样的教育”
，“受过某种教育的生活与没受过某种教育的生活摩擦起来，便发出生活的火花，即教育的火花，发生生活的变化即教育的变化。”
可见，在其“生活”
范畴的本来意义上，陶行知认为“生活”
与“教育”
具有统一性。
生活不仅是教育的目的、归属，也是教育的途径和手段。
对于传统的旧教育来说，陶行知倒确是主张“取消”
的。
这种积极的“取消”
就其实质而言，是对传统旧教育的扬弃，是对当时形形色色的“分利的教育”
、“超度的教育”
、“升官的教育”
、“逃走的教育”
、“帮凶的教育”
、“党化的教育”
的强烈批判和彻底否定，是为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
简言之，陶行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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