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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育”
范畴是有其独特的含义的，他缘此而建立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是一种新教育的雏形。
五、社会与学校
这对范畴阐述的是社会与学校之间的关系问题，构成了其教育哲学的时空论。
学校的产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成果和标志。
但在中外教育史上，学校产生以后，由于政治、宗教因素的介入，学校与社会文明的联系反而被割裂了，学校与社会俨然是两个世界、两种生活。
杜威最早看出其中的弊端，在提出“教育即生活”
的同时提出“学校即社会”
，试图以前者为手段来改造原有的学校，拆除学校与社会间的障碍。
但是由于他改造学校的目标单纯是使学校适应当时美国社会之需要，而不是为了推动整个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所以仍不能达到改造的实质性目的，反而使学校成了社会生活的“尾巴”
。
陶行知继承并超越了杜威，不仅认为“学校是小的社会”
，更主张“社会是大的学校”
。
例如，在抗战时期，只要是抗日的地方，不论是前线还是后方，是根据地还是沦陷区，是伤兵医院还是难民收容所……都是训练抗日战士的学校，整个中国就是抗日的大课堂大学校。
在社会这所大学校里，每个人出世便是启蒙，进棺材才算毕业。
什么是“社会”
？在陶行知看来，（一）社会是大众的生活场所、斗争场所，而不是小众的游乐场所。
大众才是社会的主人。
（二）社会是有意义生活的场所，是充满着矛盾斗争并酝酿着巨大的生活力的。
传统的旧课堂里抑制人们的创造力、进取心，是“书呆子”
的制造场，自然算不得是“社会”
的一部分。
陶行知这种对“社会”
范畴的理解同杜威的理解大不相同。
在杜威那里，社会是指垄断资产阶级剥削工人，花钱享乐的地方，是用硬的软的法子诱使每个个体就范，甚至是他们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心泯灭的场所。
对“社会”
范畴的理解不同，必然导致对社会变革的方式选择上的差异。
陶行知与杜威的“适应”
、“改良”
不同，强调“创造”
“解放”
的社会革命。
陶行知对“学校”
范畴又是如何理解的呢？（一）陶行知的“学校”
，注重生活，要让生活做中心；而以往的任何学校都是脱离生活的。
（二）陶行知的“学校”
是属于大众的；而以往的学校则拒绝大众，只对“有钱、有闲、有面子”
的小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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