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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的天性来说，他必属于某一城邦。
我们今天经常引用的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实际的含义，是人天然是城邦的动物。
为了保证优良的生活，城邦中必须有奴隶，奴隶不应由希腊人而应由蛮族充任，因为野蛮人天生富于奴性。
与此相关的是经济活动，其目的以保证公民拥有优良的生活，因而为赚钱而赚钱的活动，尤其是放贷取息的活动，必须坚决反对。
因其提供衣食之需，农业受到特别的推崇。
与其师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把政体分成6大种类，即正宗政体与变态政体。
正宗政体的标准是其政治服务于全邦的利益而非仅服务于统治者的利益。
属于正宗的政体有君主制、贵族制与共和制，它们的变异形式分别是僭主制、寡头制与民主制。
后一类之所以是变态政体，原因在于统治者施政时只考虑掌权者的利益。
在正宗政体中，君主制最优秀，因为君主制有慷慨的美德，在变态政体中，民主制最好，因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标准，最好的在变质时会成为最坏的，正宗政体中最差的因而演变为变态政体中最好的。
亚里士多德虽然为民主政治说过不少好话，如公民享有城邦权利，理当轮番为治；众人是意见的良好判断者；众人的智慧远高于个人的能力等。
但在他的笔下，民主制仍是大多数穷人对富人的专政。
在那里，民众在平民领袖的煽动下进攻富人，一心只照顾平民的利益，把国家政治引向无序。
他的理想中，则是农民成为国家的公民，但公民不应经常参与国家政治。
亚里士多德对各种政体的原则以及变革的原因做过较深刻的分析。
毫无疑问，希腊城邦一直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公元前4世纪城邦遭遇的各种问题，使所谓的革命成为家常便饭。
它们给亚里士多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亚里士多德较其先驱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注意到经济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他不仅在城邦起源的讨论中较多地涉及经济，而且注意到它在政体变动中所起的作用，如他指出贵族政体由于引入非贵族出身的富人而变为寡头政体，所以贵族政体只能存在于那些土地是财产唯一来源的城邦。
从长远来看，所有社会不平等都源自收入的差异。
所以一个城邦中即使富人居多数，但如仅有富人掌权，仍属寡头政体。
针对当时希腊各邦争战不已，互卖公民为奴的实际，亚里士多德反对希腊人之间的相互杀伐，主张发动以征服蛮族为目的的战争，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伊索克拉底的影响。
对于希腊各邦当时所存在的制度，亚里士多德似更欣赏雅典，对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民主派推行的和解政策尤其推崇，对斯巴达则十分严厉，声称他们的立法家把斯巴达人变成了只知战争，不知利用闲暇的野兽。
对斯巴达妇女的“**”
和贪财，亚里士多德从其大男子主义的立场出发，更是批评有加。
大体上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仍是希腊有产者的观点：穷人无能力行使统治权，政权应归有教养者掌握。
在一些自然科学领域，如动物学、植物学等，亚里士多德也有其独到的贡献，他曾与其门生一道解剖动物，还对植物进行过分类。
在一些社会科学领域如文艺、音乐理论等方面，他也有独到贡献，但他对后世影响极大的除前述哲学与政治学外，还有逻辑学。
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一直雄踞魁首。
直到现代，天主教会仍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奉为经典。
他创立了著名的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
如所有人都会死（大前提），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所以苏格拉底会死（结论）。
从大前提中，人们还可做出推论，如所有人都会死，可反推：神并非凡人，所以神不会死，由此还可推出：既然人都会死，所以人不是神。
五、数学与天文
古代希腊人对数学一直有着浓厚兴趣，不少哲学家同时又是数学家，泰利斯据说是第一个创立几何学的人，毕达哥拉斯提出了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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