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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0月13日，国联理事会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提前召开审议“中日冲突”
的第二次会议，其中心议题仍然是关于日本撤兵问题。
10月23日，国联理事会依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和《非战公约》第二条，作出了七项决议，中心内容是限日本于11月6日以前撤兵。
日本不同意对其撤兵日期作出规定，声称必须根据中国保护日侨的进展情况进行撤军。
10月24日，理事会以13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理事会决议案。
这个决议，日本非但公开拒绝接受，并且仍然遵照既定计划，动用兵力直接进攻黑龙江。
束手无策的国联对“中日争端”
采取的第三次行动也宣告失败。
随后，面对国土大片沦丧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无奈之下向国联提出在锦州设立中立区，由中立国英、美、意政府委派视察专员并军队驻守中立区，在十五日内监督日本撤兵。
但因该方案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民族利益，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国联不得不放弃。
长达八十天的国联斡旋丝毫也没有能够阻止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而中国东北的大片土地就在这种虚弱不堪的国际交涉中被日本侵略者鲸吞殆尽。
◎调查团在东北
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申诉日本军队侵占中国东北的土地，要求国联主持公道的同时，也曾建议组织国际代表团，前往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的真相。
但国联对于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态度暧昧，所以肆无忌惮的日本侵略者才得以在几个月之内连陷辽、吉、黑，占领东三省，甚至已着手筹建“新国家”
。
日本在事实上形成了对东北的侵占后，一反常态，同意国联派代表团来中国东北。
1931年11月21日，国联大会通过了组织调查团的决议案，规定：该调查委员会不得过问中日两国政府的交涉，不得干涉双方军队的行动，仅就双方有争执之处写成调查报告，不追究责任。
这就意味着调查委员会即使来到中国，也不会给人们一个“说法”
，至少不会有一个公正的结论。
1932年1月21日，由英、美、法、德、意等五国组成的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团长是曾任印度总督的英国人李顿，故也称李顿调查团。
团员有四人：麦考易（美国）、克劳德（法国）、希尼（德国）、马克提（意大利）。
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日本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伊三郎为调查团“顾问”
，随团活动的还有聘请的各国专家及工作人员，总人数不下50人。
1932年2月3日，李顿调查团从瑞士的日内瓦出发，令人费解的是，调查团并没有走近路赶往东北调查，而是登上先到美国纽约的轮船，然后转往东京访问日本当局，3月14日才到达上海，随后访问了南京国民政府。
调查团还分别到杭州、武汉、九江、宜昌、重庆、北平等地游览了一遭，直到4月22日才到达沈阳，不知调查团是别有用心，还是无所用心。
对于国联调查团前往东北，日本政府当然不能无动于衷。
在刚刚获知国联调查团东来的消息后，日本政府就指示关东军、关东厅、领事馆以及满铁等机构，就如何对付、接待和安排调查团活动等问题，制定出了详细的工作方针和工作计划。
所以调查团一到沈阳，就被日方安排在满铁经营的大和旅馆，由日本特务日夜监视，未经日方允许不准任何人接近调查团。
因此调查团就只有在日本侵略者的“指导”
下，在他们划定的圈子里进行所谓的“调查”
。
从调查团到达沈阳的第三天直到4月30日，李顿与本庄繁会晤了五次，还多次向关东军参谋三宅光治及伪辽宁省省长臧式毅等人调查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情况，但得到的回答则是众口一词：满蒙需要日本，而日本也需要满蒙，日本对东北的行为绝不是侵略，日本人不干涉满洲国的内政，各机关的日本顾问都是应满洲人的请求安排的。
5月3日，调查团在长春会见了伪满洲国执政溥仪。
调查团刚到东北时，板垣征四郎就勒令溥仪按照板垣规定的话回答国联代表的调查，即伪满洲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日本决没有干涉，等等。
李顿与溥仪的会见仅用了一刻钟左右的时间，据溥仪回忆说：“他们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我是怎么到东北来的？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大概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念头，我想起当年庄士敦曾向我说过，伦敦的大门是为我打开着的。
如果我现在对李顿说，我是叫土肥原骗来又被板垣威吓着当上‘满洲国元首’的，我要求他们把我带到伦敦，他们肯不肯呢？我这个念头刚一闪过，就想起身边还坐着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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