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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
两个名词并举。
诚然，中西初期的交涉，不外乎此两端。
就这两端看来，在今日，自然是通商的关系，更为深刻——因为帝国主义者经济上的剥削，都是由此而来的——其在当初，则欧人东来，所以激起国人的反抗的，实以传教居先，而通商顾在其次。
欧人东来后，中国反对他传教的情形，读第二章，已可见其大略。
但这还是士大夫阶级的情形。
至一八六一年，《天津》《北京》两条约发生效力以来，从前没收的教堂，都发还。
教士得在中国，公然传教。
从此以后，洋人变为可畏之物，便有恃入教为护符，以鱼肉邻里的。
地方官遇教案，多不能持平，小民受着切肤之痛，教案遂至连绵不绝。
[4]直至一九〇〇年，拳匪乱后，而其祸乃稍戢。
至于在经济上，则通商以后，中国所受的侵削尤深。
通商本是两利之事，历代中外通商，所输入的，固然也未必是必需品。
[5]然中国所受的影响有限。
至于近代，则西人挟其机制之品，以与我国的手工业相竞争。
手工业自然是敌不过他的。
遂渐成为洋货灌输，固有的商工业亏折，而推销洋货的商业勃兴之象。
不但商工业，即农村亦受其影响，因为旧式的手工，有一部分，是农家的副业。
偏僻的农村，并有许多粗制品，亦能自造，不必求之于外的。
机制品输入而后，此等局面打破，农村也就直接、间接受着外人的剥削了。
此等情势，但看通商以后，贸易上的数字，多为入超可见。
资本总是向利息优厚之处流入的，劳力则是向工资高昂之处移动的。
遂成为外国资本，输入中国；而中国劳工，纷纷移殖海外的现象。
外人资本的输入，最初是商店——洋行——和金融机关。
从《马关条约》以后，外人得在我国通商口岸设厂，而轻工业以兴。
其后外人又竞攫我的铁路、矿山等，而重工业亦渐有兴起。
此等资本，或以直接投资，或以借款，或以合办的形式输入，而如铁路、矿山等，并含有政治上的意味。
至于纯粹的政治借款，则是从一八六六年，征讨“回乱”
之时起的。
此后每有缺乏，亦时借洋债，以资挹注。
但为数不多。
中、日战后，因赔款数目较巨，财政上一时应付不来，亦借外债以资应付。
但至一九〇二年，亦都还清。
而其前一年，因拳乱和各国订立和约，赔款至四万五千万两之巨。
截至清末，中国所欠外债，共计一万七千六百万，仅及庚子赔款三之一强，可见拳乱一役，贻累于国民之深了。
我国的新式工业初兴起时，大抵是为军事起见，已见第十三章。
其中仅一八七八年，左宗棠在甘肃倡办织呢局；稍后，李鸿章在上海办织布局；张之洞在湖北办织布、纺纱、制麻、缫（sāo）丝四局，可称为纯粹工业上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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